導演王婉柔 千年一問 為台灣漫畫大師立傳

回到台灣後，他依然沒有停下創作的步伐，2013年小兒子自殺身亡，對他打擊沉重，但他依然開始新的創作計劃，更打算改編《清明上河圖》，可惜尚未完成就在2017年58歲時因心肌梗塞逝世。台灣社會那時開始重新發掘這位漫畫家，欣賞他異於常人的創造力和熱情，並準備為他在台北故宮博物館舉辦展覽，也是第一個在該場地開展的漫畫家。與此同時，與鄭問有關的紀錄片也在籌組拍攝，電影監製王師就在此時找上擅長拍人物紀錄片的王婉柔。

王婉柔以拍攝着名詩人洛夫、音效大師胡定一等作品打響知名度，對漫畫卻不太熟悉，坦言：“在拍這電影前，我沒聽過鄭問。”為了解他的人生，她做過深入的資料搜集，並用了一年訪問許多與鄭問合作過，來自不同地方的多個漫畫界、電影界和電子遊戲界人物，她解釋：“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知道鄭問生平的全貌，就算是太太和兒子那麼親近的人也同樣。只能用拼圖的方法了解他。”

很多受訪者傷心流淚

拍已離世的人物，最大難處是：怎麼能確定活着的人口中的就是真正的他？朋友說起鄭問時全是讚譽的口吻，如造神一樣。王婉柔解釋：“我們拍的時候，他才突然過世不久，大家還很懷念他。這幾十個受訪者，都是真心地稱讚他的成就，而他生前對親近的人真的非常好。我拍紀錄片超過10年，也是第一次遇到那麼多受訪者在鏡頭前哭。”

她表示，拍這些巨匠時“只是儘量補足他們生平一些比較不為人知的部分”，因此她選擇了一個較客觀的方式，陳述他這些年來做過的事、市場的反應、他自己的回應和轉變等，突出他對漫畫的熱愛，“他一生都始終如一，熱愛畫畫，對細節很講究，為了創作幾乎都不睡覺，真的是把自己奉獻給工作。”

另一方面，也有前輩批評她把鄭問塑造成失敗者，不隱藏受訪者批判他的部分，也不避去他一些作品的市場挫敗，希望她重拍重剪，但她最後決定保留。而最難拿捏的是，如何呈現他的人生創痛？例如小兒子的離世。最後她選擇了側寫，沒有着墨太多。“這對家人來說是很傷痛的事，我也要取得鄭太太的信任才能碰。”

外表溫和私下很暴烈

雖然沒有親身接觸過鄭問，但與其朋友的多次深入訪談後，王婉柔對他已很熟悉，認為他是個很複雜的人，“他的矛盾很多，三十多歲就拿下日本漫畫家協會的優秀賞，成名的壓力讓他一直想突破自己。他也是滿愛面子的，所以很難去承認失敗，面對挫折，只能一直不停往前走，其實他很勇敢，一直都在往前衝，什麼事情也願意嘗試。”

他對畫畫充滿熱情，無論多辛苦都不覺厭倦，但大眾卻未必都看到他作品的優秀之處，市場的失敗對他打擊很大，但他卻甚少表露，長年瘋狂地工作，情緒狀態似乎不太穩定，對畫畫的執着經常把自己掏空。王婉柔表示，鄭問漫畫中常出現遺世獨立的角色，或許是他自己的投射，“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對他的印象就是很溫和有禮，但私底下，他也是很暴烈、很激昂的，都表現在漫畫裏。”

成功總是緊隨着失敗

鄭問的人生總是一次次成功緊隨着一次次的失敗，這跟其性格有關。“因為他有某些堅持，才瞧不起那些所謂成功的模式，也因為這樣，他才能成為鄭問，才能跟別人不一樣，也因此要承擔不一樣的後果，但他每次都能積極面對，再創作新的東西。”

團隊邀請他的助手重現當年鄭問所用的多變技法，發現每格漫畫背後的工夫不少。“鄭問最強的就是，知道如何在一格漫畫裏表現最有張力的那瞬間。日本漫畫編輯也曾說，鄭問每格畫面都不是隨便抽出來，而是表達一段時間的狀態，他是表達時間感最厲害的漫畫家。”

太集中呈現最美最有力量的畫面，讓他忽略了角色的心理描寫、情節的鋪墊等，“他畫得很漂亮，為何有時讀者看了不感動？日本漫畫家用很多分鏡營造令人感動的點，但鄭問好像不是追求這個。”

鄭問的人生對王婉柔也有很多啟發，她坦言拍攝時情緒起伏頗大，剪接時也不時流淚。“他的故事太虐心了，努力多年的遊戲沒上線，回台後又碰上家中巨變，隨後不久突然離世，想要畫的作品一直沒有出來。”她可會覺得鄭問是悲劇英雄？“我覺得這就是他人生的部分。他的助手曾說，其實項目成功與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曾相遇過。起初我覺得這句話有點太濫情，沒有剪進去，但再聽一次，卻聽到那種雲淡風輕的心境，我覺得很適合為鄭問後期的人生做總結。”

技藝出色但懷才不遇

王婉柔感嘆，鄭問的人生經歷過很多挫敗和轉折，在香港的水土不服，也許是他放下漫畫轉投網絡遊戲創作的誘因。“他不太口出惡言，我覺得他活得非常壓抑，很多事情都藏在心裏。但他沒有畫完就離開了，也是一個表示。”

她解釋，當年日本經濟大蕭條，漫畫市場不佳，台灣的漫畫市場一直都沒發展起來，他唯有轉到香港跟黃玉郎合作，但那時已過了港漫的高峰期。在中國大陸做電子遊戲，他只是管理者的角色，不如從前那樣自由表達自己所想，因此經常為細節的執着而碰釘，最後項目還失敗告終。

比起同代的漫畫家，他擁有出色的技藝。“他的招牌就是水墨，運用水墨的能力連日本人都說他是東方世界第一人。但這風格也不是一開始就出來，而是他一直逼自己想出一些贏過別人的招數。”

但他永遠不滿足於一種成功模式，總是想不斷突破。水墨畫風在日本很成功，但他沒有繼續下去，反而轉向另一種實驗風格，“用垃圾袋、油漆、點火等製造不同的效果，很多人都會問，為何他不去做純藝術家。”用手畫漫畫多年後，他更自學電腦繪圖，創出另一種風格。“對他來說，人生目的可能就是不斷去創造。”

創作者一定要很窮

王婉柔投入紀錄片創作只是巧合，大學主修中文，後來去英國進修劇本寫作，回台灣後想找舞台劇或電影的工作，卻因為有文學底子，獲邀參與《他們在島嶼寫作》的策劃與製作，由此進入紀錄片世界。

參與過多套人物紀錄片的創作，她覺得每次都是一個對被拍者的承諾，“拍攝紀錄片是進入一個人的生命，不只是他自己，他的家人、朋友你都要認識，也要照顧他們的感受，取得他們的信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從事紀錄片創作，她笑言也難以維持生活，之前做獨立導演兼製片，只能靠接其他工作來維持，這次拍鄭問資金充足，能專心創作，算是比較幸運。作為創作者，或多或少也曾處於鄭問面對的困難中，縱然很努力做自己所相信的事，但回報卻常未如理想。“以前我會感覺失落，後來我也想開了，覺得不需要比較，每個人的人生都是自己選擇。我曾看過一篇鄭問的訪談，他說創作者一定要很窮，因為當生活舒服了，就不想要進步，我覺得滿有道理。”

雖然家人起初有點擔心，隨後也接受了她的選擇。“我沒辦法當老師或去銀行上班，已經走上了這條路，能自給自足、健康快樂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