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寂寞危害健康 回家記得多擁抱父母

“可是當這場疫情結束後，我們必須謹記關注周遭的孤獨者，除非我們無視孤獨所帶來的傷害，尤其是對我們至親的家人，比如年邁的父母。”

他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可是家中的這個寶，往往是孤獨的。

根據美國退休者協會

（AARP）的一項研究，

大部分的長者表示

經常感到缺乏有人陪伴，

或者是感到被孤立，

而每週與朋友、家人或鄰居

只進行一次甚至更少的社交活動，

其中女性比男性更明顯感覺

自己缺乏有人陪伴。

至於獨居、無業或低收入家庭的長者感受孤獨的程度會更甚，而感受孤獨程度與健康水平是呈對比，換言之，如果一個人感受孤獨越甚，其健康水平也較低。

打電話比不上接觸交流 父母盼握孩子的手

黃德威說，隨之數碼時代的盛行，通過科技產品以及各種社交媒體等，一通電話或幾行字就能聯繫上地球另一端，讓人覺得聯繫更加輕而易舉，理應是更加緊密才對，但事實卻恰恰相反，有多少在城市打拚的孩子，是經常撥電話給在鄉下的年邁父母呢？甚至是早晚對父母噓寒問暖呢？

“冷冰冰的電話，是無法取代人與人的接觸交流，父母期盼的是可以握着孩子的手，感受彼此的貼心關懷，聆聽父母的心聲或孩子的嘮叨等，這份溫情是社交媒體或科技產品無法做到的。”

“以大馬為例，很多上了年紀的長者，為了不願成為家中的負擔，寧願選擇一人獨居，謊稱自己不習慣城市生活，堅持留在鄉下，再不然就是入住養老院等，此時不僅是孤身一人，就連心靈也‘獨居’了。”

他提及，這些年邁的父母是渴望與孩子甚至孫子相聚的，哪怕是對着電話熒幕，可惜的是，這個如此微小的願望卻始終無法實現，也因此在潛意識中，他們認為自己是孤單一個人，彼此互動對他們而言是遙不可及的，可想而知孤獨，對他們的傷害是多嚴重。

他表示，這些年來馬來西亞健康老化學會不斷推動“去關懷長者”活動，鼓勵家人、朋友或志願者，定期去探望這些在偏遠地區或養老院的長者，期望能改善這個困擾現今社會的窘境，讓健康老化理念不僅是停留在理論，更是深入到社會各階層。

“此舉除了讓生活質量獲得提升，而遠離孤獨就是其中一大關鍵所在，惟多年來都無法看到效果，其中一大原因是很多探訪者總因各種理由或藉口而無法讓活動實現起來，真叫人惋惜不已。”

留家防疫 行管期衍生孤獨病

黃德威指出，在行動管制令這段期間，除了身負重任的某些行業人士之外，大部分人都必須在家，這是與以往完全不一樣的經歷。有些人有了更多與家人獨處的時光，或平時必須忙碌工作，但此時全部必須停下來，此時我們終於可以體會到原來空虛及孤獨是何等恐怖。

“以我個人為例，在政府宣布行動管制令前，我和妻兒已購買了足夠維持兩週的食物和家庭必需品，這也意味着接下來的兩週我們理應是‘無憂無慮’悠閒地生活才對，但事實並非如此。”

“我家庭院有個小小花圃，只要有足夠陽光就可以隨心所欲種些蔬菜，這段時間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做飯、進食、清理之外，尚可鍛煉身體、閱讀甚至通過瀏覽社交媒體來獲得資訊，從表面看，由於準備充足，我無須為三餐煩惱，與家人的相處也不錯，理應是人人羨慕的退休生活，可是這樣的生活只是過了幾天，我就產生一股很不舒服的感覺，我無法明確說明它是怎麼一回事，但就是很困擾着我。”

“直到有一天，我踏出家門去倒垃圾時，這股感覺突然油然而生，我終於體會到這就是空虛及孤獨，或更為正確來說就是‘孤獨病’，如今我可以深刻體會到那些在鄉下，或者長期在養老院的長者，在空虛或孤獨時產生的那股近乎絕望的心情了。”

手術改期  醫生也難逃空虛感

他說，孤獨病的“患者”絕不僅是長者，就連專業人士也難逃其傷害，他以一名鄰國的醫生朋友為例，友人是一名外科醫生，平日的時間表幾乎都是排滿檔期的手術，但因冠病疫情爆發，原已安排好的手術必須改期，以致手術時間表頓時空白了一大片，令他不知所措。

於是，友人便趁着大馬政府頒布行動管制令前，趕來吉隆坡與老朋友相聚，通過相聚以及美食來滿足，那被他形容為空虛的情感。

“友人聲稱自己沒有興趣撰寫醫學論文，更沒有這方面習慣，他坦言，若去見精神科醫生，很大可能會被確診患有憂鬱症。”

“從友人與我自己的經歷可以發現，孤獨雖然無法進行確診，但因它所衍生的傷害很驚人，從今次史無前例的疫情中，全球人集體都能體會到孤獨的感受，也讓更多人對孤獨有了不一樣的體會。”

希望疫情快快過去

“但願疫情可以像電影《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般快快成為過去，而在疫情結束後，我們都要記得回去看望父母，好久已沒見的親戚或老朋友，甚至是不認識的陌生人，別讓孤獨病成為彼此健康的絆腳石，保持互動即能讓大家遠離孤獨。”

“當然在冠病疫情尚未結束前，我們還是要保持人身距離，這也是自保及保護他人的公民意識，天佑大馬以及全球可以早日迎來抗疫勝利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