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中生代藝術家。”小珂和子涵以這句話為他們目前的藝術人生作註解。他們兩人是因為參與上海藝術節相識，各自擅長不同領域而開始合作籌辦表演活動。
這些年來，他們從合作伙伴昇華為情侶，爾後決定共度一生結為夫妻。他們的戀愛史也是他們的藝術史，他們愛的結晶也在一次次創作中誕生。
兩人生長環境與學習經歷不盡相同。小珂自6歲起便接受傳統舞蹈訓練，以舞蹈特長生的身份完成小學與中學課程，卻在進入大學時毅然選擇新聞系。
當時，她想得比較簡單，覺得記者脖子上掛一台相機，身穿披風，站在路口處採訪，揭發社會不公維持正義，這些行為都讓她覺得很酷。
“當時，國內的舞蹈學院並非以學生的舞蹈天資作為入學判斷，而是以尺丈量學生的身形。你看我長得那麼矮小，頭又大，在舞台上跳舞並不好看。我的先天條件不允許我走職業舞蹈演員這條路。我的成績也不差，所以便選擇看起來很酷的新聞業。”
但她的記者夢想卻在大四時破碎。她發現新聞業的不自由性，許多具有報導價值的新聞也因為政治因素被扼殺。
“導師推薦我去少兒節目，不要再待在時事節目，因為就我這性格繼續留在新聞部，總有一天會被弄死。”可她不再嚮往成為一名記者，寫完畢業論文後便獲得外企招聘負責市場營銷。
“我的目標很明確，從未想放棄大學創辦的‘小珂舞蹈工作室’，利用外企職業的優渥薪資繼續工作室的營運。工作3年後，公司想擢升我為副品牌經理，工作量突然增加，生活安排被打亂，所以我乾脆辭職專心創作舞蹈，再也沒有幹過正業了。”
舞者與影像創作者優勢互補
擅長影像創作的子涵，卻非科班出身，大學時主修的是旅遊管理，除了是因為受到父母影響，最主要是不願再繼續學數學，因此選擇了看似無需修讀數學科目的旅遊管理。
他原以為畢業後便會從事旅遊業，不料當時非典型肺炎（SARS）在中國橫行，中國旅遊業嚴重受挫。尚未畢業的他，不由擔憂未來日子還未工作便失業了。
“於是，我想要再學習多一項技能。我的父親是攝影師，自幼在耳濡目染之下也對攝影有一定了解，所以後來就開始自學攝影，上一些培訓課程，和一些同好們交換攝影技術等等。大學畢業後，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攝影師。”
她是舞者，他是影像創作者，他們的生活看似沒有重疊，但卻因為藝術節而相識相愛相守。“我們兩人加起來，幾乎可以負責舞台上的所有崗位。”
他擅長技術活，她擅長概念想像，兩人的優勢互補。
“我很幸運可以遇到子涵，因為我們不是同行，卻同樣喜歡藝術，兩人可以互補，完美配合。”
氣憤作品不受尊重 決定放棄公開舞台
政治正確是近年來興起的名詞。然而“正確”兩字，又該如何詮釋？作為中國的獨立藝術團體，小珂與子涵也曾受到藝術創作的政治正確影響，甚至為此感到氣憤與掙扎。
他們掙扎於是否為了將創作搬上公開舞台而作出某些妥協，氣憤於作品不受尊重。經過一番天人交戰，他們漸漸放棄公開舞台。
“我們無法改變國內目前對於文化藝術發展的嚴格控管，因此只能在夾縫中生存。要進入國家劇場或參加國內藝術節時，藝術家們必須將演出影片與個人簡介送審，並獲得審查局頒發的證照才行。若是演出內容與送審影片不一致的話，藝術節與藝術家們都會面對很大的問題。”
他們說，審查局必須確保藝術套上政治正確的袈裟，內容必須宣傳政治文化的善面，而把一些反映當代政治狀況的內容去除。可這對夫婦的創作源於生活，或許受到新聞系背景影響，小珂無法漠視自身周圍所發生的不公事情，甚至將之具現化為表演內容。
“我們曾有一個表演，兩人嘴裡都藏着一個紙捲，利用非常緩慢的速度將紙慢慢抽出。紙上寫的盡是象聲詞，我們根據這些詞發出相應的聲響，有拉粑粑的聲音，有啊聲等等。我們將影片送審後，便收到不可在舞台演出的通知，因為審查員們一致認為這很噁心，充滿色情污穢，因此阻止作品呈現。”
上海成舞台 路人皆觀眾
既然無法在中國正規劇場裡演出，小珂與子涵乾脆將表演地點拓展，以街道為本城市為基，開展創作計劃。
他們花了約莫兩年時間，通過網絡與自媒體發布作品，由於行為非常私人，不涉及政府單位，加上許多人無法即時了解他們到底在幹嘛，他們因此得以繼續活動。
“我們其中一個作品《大力傷害》，便是由我徒步在上海行走19個小時，依上海各個著名景點、古蹟或惡名昭彰的地方，形成路線圖。我向後退的走，看起來像是與車子對抗，而子涵則在對面與我平行拍攝。我們將上海變成演出舞台，所有路人都變成觀眾。這讓我們感到莫大的自由，跳出了既有的藝術框定，衝擊與開拓新的藝術創作邊界。”
他們不再需要傳統劇場，也不再需要觀眾聚集觀看表演，他們的表演方式變得更加靈活。這個行為表演完成後，子涵將拍攝的四千多張照片創作成一部逐幀影片（Stop Motion Video），並以此參加許多視聽藝術類別的藝術展覽。
作品延伸出另一個作品，拒絕重複作品的演出，是兩人的原則。今年，他們受喬治市藝術節邀請籌備Instant Theatre表演，雖然曾在上海演出，但他們特意重新設計成專屬喬治市的版本，邀請中國與大馬共14名獨立藝術家一同演出。
開辦iPANDA平台 扶助獨立藝術家
由於拒絕向政治正確妥協，小珂與子涵也無法從演出上獲得收益。為了維持生計，他們必須身兼多職，小珂主要以活動策劃為主，子涵則從事影像拍攝與設計等等工作。
“我們把掙錢的活與藝術創作分開，卻不可避免遇見時間分配不均的狀況，忙碌程度甚至被朋友說我們是奇葩。我們幾乎沒有時間休息。我們曾經在一年內連續辦了包括展覽、舞台表演等共十二或十四項全新項目，幾乎每個月都必須同時間負責三至四個項目，而這還未算上我們掙錢的活。”
小珂與子涵將自己的創作細分為兩種，一是以中國現實社會發生的事情，二是接受國際藝術節邀請而特意策劃的創作，利用當局提供的舞台，呈現隱喻性強烈的表演。
“當了那麼多年獨立藝術家，我們深知其中的不易，不由想着要如何幫助這些新晉的獨立藝術家。畢竟我們已是中生代藝術家，扶幼是我們必須做的事情。我們開辦了一個叫做iPANDA的平台，將他們團結起來。這是一個以世界華人為主的平台，我們的目標是將他們推向國際舞台。”
全黑場地設一燈泡演出 反映中國審查管制網絡
小珂與子涵在國家箝制的藝術夾縫中不停遊走，創作理念逐漸與主流藝術相背而馳，不再以唯美為主，不再去碰傳統舞蹈，而是聚焦在現實生活中。
兩人的創作媒介多元靈活，興趣面廣，關注點多，除了以劇場作為呈現藝術的手段，同時也曾做過攝影、行為藝術、裝置藝術與影片等等。
“我們會的東西太多太雜了，因此很難忽略身邊發生的事情。但往往想要呈現這些問題時會受到限制。”
2010年，谷歌公司正式退出中國，以及中國網絡審查管制的形成所帶來的不便與後續，都深深影響了兩人對於網絡的想法。他們為此做了一個表演《烏鴉》，在全黑的場地裡只有一個燈泡，隱喻性強烈，自然也無法在中國正規舞台演出。
“對於審查局而言，即時演出是不可控制的，藝術家們張嘴就說，面對的又是公眾。而我們若是舉辦收費演出，且對象群是公眾的話，便必須把影片與個人簡介交給審查局審查。因此《烏鴉》的首演地點不在中國，而是在香港。直至後來才回到上海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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