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突然離世，為天安門事件拉開了帷幕。因1989年爆發的又一次學潮，一開始學生會上街聚集的肇因，起始點正在於胡耀邦的死亡。4月15日傳出胡耀邦的死訊後，民眾就自發地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聚集悼念，北大與清華的學生也在校園內設立胡耀邦靈堂，學生們將胡的死亡視為中國改革契機的消逝。
原本單純的悼念活動隨著激憤的民情而逐步變質，要求政府加深加快改革步伐、處理經濟及社會問題、解決官員貪腐及要求政府問責、增強言論結社自由和邁向民主法治的呼聲再次出現，可說是完整重現了86學潮的訴求。
隨著大批市民及學生聚集令活動規模大幅度增長，活動形式也逐漸演變成示威抗議，學生們開始向政府起草並提出7項訴求，除了上述針對民主改革的訴求外，此次還增加了重新評價胡耀邦貢獻的要求，要中共肯定其過去為推進民主自由所做出的貢獻。
這些訴求即使在1986年中國處於政治氛圍相對開放時刻，都無法被當權者所接受，如今老調重彈，還加入了平反胡耀邦的呼聲，形同要當政者自掌嘴巴，自然更不會被中共接受，黨內的強硬派趁此機會又迎來了抬頭機會。
在11天後，中共通過喉舌黨報《人民日報》，於頭版發表了措辭強硬、標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抨擊“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正“陰謀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政治制度”，一舉將示威學生擺在敵我矛盾的死結對立中。共黨的盤算是通過這嚴厲聲明，可讓學生們知難而退，就此結束擾攘了近兩週的示威集會。
然而這聲明不單止沒起到預期功效，更激怒了學生，認為這是共黨執意要對付抗議活動，不願正視學生們正當訴求的表態，反而促成更多學生團結起來，並表態支持學生活動，使得態勢逐漸傾向不成功便成仁的境況。換言之，在426社論之後，學生與共黨就成了完全對立的兩面，從提出訴求轉變成了你死我活的鬥爭。
5月15日，事件再出現轉折。當天是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的重要日子，30年來首次有蘇共領袖訪華，被視為蘇聯與中國的破冰之旅。為了顧及黨及國家的顏面，中共決定與學生展開談話，應用愛國主義的呼喚，要求學生們在蘇共訪華時暫時撤退，保住國家的顏面，不至在盟友面前丟臉。
這場對話令學生領袖們產生分歧，有者受到愛國主義的感召，認為應當先行退場，並將政府願意對談視為階段性勝利；此外，也有人認為在政府未撤回426社論下，退場就是妥協認輸，最終將被逐個擊破打擊，到時再要聚集百萬學生抗議，必將出現再而衰的境況。最終學生決定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這使得政府被迫將戈爾巴喬夫的歡迎儀式改到機場內進行，也讓政府認為這些學生冥頑不化，執意讓政府丟臉，進而促使許多原本偏向溫和派的領導高層也開始轉向強硬派。
此外，整件事情的最關鍵人物，即在幕後垂簾聽政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其立場也因一件小事而悄悄轉變。事緣被視為接過胡耀邦改革旗幟的趙紫陽，在與戈爾巴喬夫會面時，一句“國內大事尚需由鄧小平決定”這句無心話，卻讓聽者有意地詮釋為趙紫陽“明示”鄧小平應該為這場曠日持久、規模龐大的學生運動負責，令得鄧小平勃然大怒並疏遠趙紫陽，也讓天平倒向了強硬對付學生的這一邊。
涉及死亡人數依舊未有定案
在5月18日戈爾巴喬夫離開中國後，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人民大會堂首次與學生代表會面，希望能夠安撫學生，停止受到全世界關注的絕食行為。在會談中學生領袖再次要求中國政府撤銷426社論，並肯定學生運動為“愛國舉動”，但李鵬對此卻顧左右而言他，表示政府關切的主要為絕食運動，使得這被視為和平解決此一學潮的最後努力再次觸礁、無功而還。
會談失敗後的隔日，即5月19日凌晨，已徹底失勢的趙紫陽在親信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於凌晨4時50分藉由擴音器坦言自己來得太遲了，並呼籲學生結束絕食，動之以情地告訴學生應健康地活著，直至看到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那一天，這也是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此後他在軟禁中度過餘生，直到2005年死去。
之後就進入血腥清場的準備程序了。5月20日開始宣佈全市戒嚴；6月3日下達清場令，並最終確定將學潮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必須果斷採取強硬措施扭轉局勢，會議決定當晚清場。接著震驚全世界，至今依舊諱莫如深的六四事件就此發生，事件如今已過去32年之久，但事件涉及的死亡人數依舊未有定案，中共僅僅承認事件造成約200人死亡，學生組織及外國媒體則斷定死亡人數過萬，這歷史的傷口應當獲得世人的銘記！
（光明日報／評論．作者：洪偉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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