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外勞想必會“心存感激”希盟政權，因為希盟政權在入主布城一年多來，曾兩度讓他們“受惠”。
在去年9月1日，希盟政權為國陣前朝從2016年4月1日愚人節那一天開始實行的消費稅（GST）“蓋棺”後，在這項“人人皆須納稅”的稅制下也須繳稅的合法外勞或非法外勞，當時想必曾雀躍不已。
若沒有又出現最後一分鐘的變卦或U轉，我國56個主要城市的最低薪金從本週六開始調高至每月1200令吉，外勞被指是最大的受惠群體。
這回再度調高最低薪金像往常般引起兩極化的回應，若有關爭議專注於不滿外勞“共享”最低薪金，則顯然是轉移了焦點。
全國57個主要城市（目前減至56個，森美蘭的汝來沒被列入）的最低薪金原定於今年1月1日起，調高至每月1200令吉，而不在名單內的地區則維持每月1100令吉的最低薪金，而除了2018年最低薪金指令所列明的女佣，所有私人界員工都適用於這項新薪制。
薪資調整應與生產力掛鈎
由於最新的最低薪金指令未能及時在憲報上頒佈，再加上人力資源部須把所收集的業者和僱主的意見向內閣反映，因而不得不展延落實。
隨着有關指令已在憲報上頒佈，最低薪金在業者和僱主的持續反對下，定於2020年2月1日起正式實行。這意味，希盟政權逐步兌現其大選宣言的另一項承諾；它曾承諾“在執政5年內把基本薪金提高至1500令吉”。
自2018年1月1日至今，最低薪金已檢討和調高3次，先是從西馬的1000令吉和東馬的920令吉，分別調高至1050令吉和970令吉，之後是調高至全國性的1100令吉。
大馬中小型企業公會總會長江漢強直指，調高最低薪金至1200令吉，並沒有使得本地人受惠，反而是讓外勞得益。
他說，“我們不希望部長最終成為外勞部長，因為人資部正在從內政部爭取由人資部控制外勞一站式批准中心。”
江氏表示，業者和僱主不是反對最低薪，問題不在於1200令吉，而是政府一味照顧員工和外籍勞工的福利，不提高生產力，也不把薪資與生產力掛鈎，亦忘記中小企業業者咬緊牙根支撐公司的營運。
大馬僱主聯合會執行董事三蘇丁認為，外勞在目前而言，都是屬於比較低端收入的群體，而調漲最低薪金制的最大受惠者當然是他們，不是我國人民。
三蘇丁相信，外勞並不會在我國使用那所多得的調薪額來刺激經濟增長，反而在滿足了生活的基本需求後，通通把餘款匯回自己本身的國家，導致國家流失外匯。
他指出，目前最低薪金制並非根據員工的表現和生產力制定，即使再次調高薪金，員工的生產素質及技能還是停滯不前。因此，政府應該鼓勵以績效方式，由僱主評估及決定如何調整員工薪資。
業者和僱主咸認，調高薪金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政府無論如何都要致力協助提升本地員工的生產力，包括通過各式各樣的培訓計劃，以及給予業者撥款援助或稅務回扣等獎掖，鼓勵業者提供員工培訓，互惠互利。
無論如何，人力資源部長古拉表明，政府制定每月1200令吉最低薪金，是為了讓沒有議價能力的員工享有最低薪金，而且也是希盟其中一項大選承諾。
他希望僱主能夠理性看待每月1200令吉最低薪金制，因為員工也是要生活。
話又說回來，際此馬幣下跌，百物騰貴，生活成本飆升，市場低迷，經濟不振，大多數國人皆嗟嘆錢不夠用，1200令吉最低薪對他們來說猶如“杯水車薪”，仍難化解入不敷出的燃眉之急。
（光明日報／評論．作者：劉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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