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吹草動．誹謗之傷：捍衛少數的名譽 侵害公眾的自由

前年，地產發展商因檳州丹絨武雅區州議員鄭雨週就“禿頭山開發案”發表批評言論，而控告對方誹謗罪，並向對方索償1000萬令吉，以補償公司因其言論所造成的生意損失。日前，法庭宣佈控方敗訴，鄭雨周無罪，地產發展商須繳付3萬令吉堂費。

事實上，鄭雨週在抗議地產發展商對湖內山進行非法開發之前，當時的檳島市政局早已採取法律行動，提控該公司上庭，公司認罪並繳付了3萬令吉罰款。鄭只是針對當時法庭的判決，以及發展商的違法行為作出評論，中間並不構成誹謗成份。

雖然鄭被判無罪，案件也暫告一段落，但是，誹謗罪行如何影響到社會的言論自由，卻更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相對於煽動法令、國安法等用於政治檢控的法例，誹謗罪引起社會的關注與警覺要少得多。對於一般人來說，大家在日常生活裡不太會感受到誹謗罪如何影響到言論自由，然而，在世界各地已有許多的例子，證明誹謗罪實為扼殺新聞自由與出版自由的利器。

就在去年，香港《壹週刊》在報道中指，霸王集團旗下生產的洗髮水含致癌物二噁烷，霸王集團指報道煽情，引起恐慌，而且報道刊登以後，霸王洗髮水的銷量急跌，造成嚴重的損失，於是集團控告週刊誹謗及索償6.3億元。

巨額賠償當然不是傳媒機構可以承擔的範圍，法官在審理這宗案件時，除了以誹謗罪的法律標準來衡量案件，同時也考慮到判決對於社會整體的影響。如果法庭判決誹謗罪成，那必定對往後的調查報道帶來重大的影響，即使是符合公共利益的調查性報道，也將會受到攔阻。

而且，財團與媒體記者本來擁有的資源和財力等條件就有很大的差別，記者在採訪時間、獲取資料的資源也是有限。因此，雙方原本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已經無法在法律前平起平坐。

社會權力失衡 問題更扭曲

誹謗罪可以引用的範圍極廣，除了是上述媒體記者在進行調查報道後被集團控告、還可以發生在社運人士抗議時的言論、市民對於官員表現不滿而作出批評，或工人被無理解僱後，發表對公司不滿的言論等等。在馬來西亞，媒體自由本來就受到國家的嚴格限制，再加上誹謗罪的無形限制，使得調查報道和揭發性的報道少至又少，不管是對政府或是財團權貴的監督力度薄弱，最終令社會的權力失衡問題更加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