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醫

病毒免疫學家蔡文力 走入西非見證 戰伊波拉之路

在新病毒面前,人類慌張、束手無策,但別無他選地必須繼續戰鬥。

新型冠狀病毒去年至今席捲全球200多個國家,無藥物、無疫苗、無先例,只能靠專家日以繼夜尋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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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訊)2013年底伊波拉病毒輾轉傳入西非,同是不治之症,源頭亦是來自野生動物,並在世衛等機構掉以輕心、人民衛生意識薄弱與醫療體系破陋下,旋即變成史上最嚴重致命疫症之一。

但全球最貧窮的西非還是戰勝了伊波拉。當中有來自香港的蔡文力博士身影。只要比較一下兩種病毒的死亡率,就會替一天10多小時頂着疫區塞拉利昂41℃高溫窩在實驗室、不停檢驗致命病毒的蔡文力冒出一桶虛汗。

出版社請蔡文力出書記載5年抗疫之路,鼓勵疫境下的香港人,電話中他縷述10多年來的病毒免疫學家生涯,忙亂中無暇整理儀容的他拒絕記者視像通話的要求,但仍可聽見他一度強忍淚水說沒想到竟超越了自己。

當義工照顧愛滋瘧疾病人

也許是命中注定,蔡文力1976年出生,那年亦是非洲首次發現伊波拉病毒的年份。

44年間,伊波拉反覆肆虐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超過20次。2013年末傳入西非,疫情迅速從幾內亞擴散至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造成逾2萬8000人感染,1萬1000人死亡,包括逾500個醫護人員犧牲。

自小在黃大仙長大、望着香港獅子山生活的蔡文力,響應呼召到世界彼端的另一個獅子山(塞拉利昂又名獅子山共和國)抗疫,改變一生。

“我是一名普通的香港人。”蔡文力新書《非洲抗疫之路——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學家的見證》開首的第一句這樣說。

小時候住爺爺在新界農田上搭建的破落木屋,後來在外婆於黃大仙開的公屋小士多長大,入讀地區中學,他說沒有考過第一,反倒是太晚發育,排隊總是排第一。

八九民運那年他才13歲,兩年後父母送他出國讀書。為了不浪費父母的金錢,努力考上英國牛津大學讀病毒免疫學博士,有份確定SARS病源的港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烈文是他的同門師兄。

談到這10多年病毒免疫學家生涯,他感觸哽咽。

“我想我超乎了自己想像中可做到的事。小時候在百佳做過,疊蘋果疊到雙手都是蠟;又在外賣餐廳煮過中菜。無端端坐上直升機入到牛津喎,還讀了博士喎,原來有些事情真是要試過才知道是可以的。”

當西非爆發伊波拉,蔡文力正在英國邱吉爾醫院傳染病科做義工,協助照顧愛滋病、瘧疾和肺癆病人。

他記得那天是2014年的生日,醫院接收了第一個伊波拉懷疑個案,病人是曾到西非控制伊波拉疫情的義工,並從她口中得知西非疫情嚴峻,急需志願者幫忙。

於是,蔡文力毛遂自薦,隻身遠赴塞拉利昂。

伊波拉更致命但易控制

與新冠肺炎病毒相比,伊波拉病毒更致命,前者全球死亡率約5%,後者達70%,2013至2016年西非的伊波拉疫情是史上最嚴重的。

塞拉利昂旱季氣溫可達41℃,醫護人員在簡陋的醫療中心露天工作,蔡文力每天須穿密封保護衣、戴三層手套,將手伸進隔離箱檢驗病毒,一天或需工作15小時。

伊波拉病毒病徵包括發燒、極度虛弱、咽喉痛等,部分人會出現吐血、屙血、思想錯亂等情況。由於初期病徵甚似一般熱帶傳染病,必須蒐集病人血液進行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Real-time PCR)分子病毒測試以確診。

蔡文力猶記得有次,手上有30支“極之陽性”反應的伊波拉病毒樣本,他必須時刻提醒自己小心和徹底清潔所有儀器和地方,“假如我做得不好,其他人和自己真的會受感染。”

“雖然伊波拉某程度上是毒一點,但較肺炎容易控制,不會到處都是隱形傳播者。”伊波拉潛伏期一般為2至21日,較新冠肺炎14天長,但蔡文力說伊波拉患者發病前和未出現徵狀前不具傳染性,病毒亦不會經飛沫傳播。因此,他從沒擔心過會受感染,強調做足防護措施就無問題。

然而,這段時間裏,他經歷無數個夜晚累癱在蚊帳外沒脫鞋,已經昏睡;亦在無數個熱到失眠的夜裏,思考到底一切是否值得;遠在西非,其實也在守護香港。

“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為何去到這麼遠做這件事,記着初衷和目標是為了源頭控制病毒,否則會變了(新冠)病毒,走去香港、美國、英國甚至全世界。”

研發疫苗才能根絕伊波拉

伊波拉病毒跟SARS病毒一樣,自然宿主包括蝙蝠。西非伊波拉疫情的首宗案例,相信是2013年12月一名幾內亞兩歲男童懷疑進食被果蝠咬噬過的芒果後染病,該果蝠身上帶有伊波拉病毒。

男童親人相繼染病離世,由於西非傳統葬禮有清洗、觸摸和親吻遺體的習俗,伊波拉病毒又可經身體接觸傳播,令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早在2014年6月,無國界醫生已說西非伊波拉疫情不受控,呼籲各國派出醫療隊伍作人道救援,但直至有美國醫生、傳道人和護士回國後發現染病,才引起國際關注,同年8月8日,世衛才定義西非伊波拉疫情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其實和這次新冠病毒的時序差不多,都是12月爆發,現在才6月,你可否想像要等到下一年8月才宣布緊急狀態?當時好多人都覺得是太遲了。”

不過,他仍肯定世衛當時的抗疫統籌工作,疫情在西非爆發的兩年半間,每個疫區都有世衛流行病學家駐守,追蹤確診個案,蒐集大量資料,每週更新和匯報各地疫情。

更重要是,世衛統籌後來在西非伊波拉疫苗測試工作,特別是期間又遇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仍無中斷,“其實是很難得的”。

蔡文力在2015年6月飛抵塞拉利昂時,其實已過了西非伊波拉疫情高峰期,疫情最後在2016年1月結束,整場抗疫之戰歷時兩年半。當時無有效藥物可供治療,只能採用標準傳染病控制方法防止疫情擴散,即將患者隔離、追蹤親密接觸者、中斷病毒源頭。

少數患者可靠免疫力打敗病毒,但亦有部分患者在對抗伊波拉病毒時,免疫系統出現過度活躍情況,“將自己打敗”。他深信唯有臨床實驗研發藥物和疫苗,才能夠根絕伊波拉病毒。

出現病例即打針控制疫情

2015年世衛牽頭做臨床試驗,顯示一種名為rVSV-ZEBOV的疫苗,能有效預防伊波拉病毒感染,不過,暫時只准18歲以上成年人接種,孕婦不能接種,但孕婦和嬰兒染上伊波拉後死亡率甚高。

2014年牛津大學研究第二種伊波拉疫苗,在引致人類傷風感冒的腺病毒(Adenovirus)中加入伊波拉病毒蛋白,製造出病毒合成的疫苗(Vectored Vaccine),發現成功預防伊波拉病毒。

現為倫敦大學衛生與熱帶醫學院助理教授的蔡文力,於後期參與疫苗研究工作,去年帶領團隊,負責將疫苗帶到西非做臨床測試。

一般須經過三階段臨床測試,才能獲批使用。他們先為塞拉里昂和幾內亞各村酋長、成年人進行接種,證實安全後,再向年輕人和小朋友接種,現正於剛果民主共和國做嬰兒測試,完成最後階段測試和各國衛生部門批准後,這款疫苗有望惠及有需要的人。

今年5月29日,歐洲藥品管理局諮詢小組公佈,建議歐盟批准強生藥廠為歐盟國家的1歲以上人士接種這款疫苗,疫苗名為Mvabea和Zabdeno,屬於兩劑式疫苗。接種第一針Mvabea,約8週後,接種第二針Zabdeno。

那麼伊波拉病毒有望在全球絕跡?蔡文力點頭說,現時希望每次出現伊波拉病例,都可有效控制疫情,別讓太多人受感染,即使受感染亦不會致死。

“每當出現病例,馬上替患者身邊人打針,這種叫做環形疫苗接種(ring vaccination),圍繞住每一個個案去打,像當年天花一樣控制。”

缺防護衣500醫護員喪命

“人體的免疫系統相當神奇,當有病毒出現,免疫系統就像會影張相先,再訓練白血球去對抗。”

他說,研發新疫苗,要先找出病毒中哪一種蛋白質足夠刺激人類免疫系統,以便對抗這種病毒。

“例如伊波拉病毒有7隻蛋白質,例如這次將蛋白質放在腺病毒之中,每一種病毒的疫苗存在着很多可能的組合。例如新冠病毒全球起碼發明了136種疫苗,現正測試哪一隻有效。”

以往研發疫苗動輒十年八載,往往未等到疫苗出世,疫情便結束。但在爆發西非伊波拉疫情後,世衛公佈了優先病原體清單,引導新疫苗和藥物研究;而且不同公私營機構亦開發了疫苗平台,加速疫苗研發。

回首最初,他慨嘆疫情爆發初期,沒有足夠防護衣物,導致500多名醫護人員受感染而喪命。

“西非醫院本身已經人手不足、資源不足、金錢不足,醫院可以沒有針筒、無血、連最基本的藥物都沒有。就算直到現在,有些醫院仍是什麼都沒有。”

助內戰截肢者3D打印義肢

人們都知非洲國家貧窮,但這次爆發疫情的3個西非國家處境真的相當惡劣,幾內亞和塞拉利昂人民被奴隸制度剝削數百年,上世紀90年代還經歷了極殘酷的10年內戰。根據世銀估算,塞拉利昂這個700萬人口的國家,直至去年仍然有46.5%人口,一天賺不夠“絕對貧窮線”的1.9美元。

2015至2017年間,他來回塞拉利昂8次,除了幫忙抗疫,亦同時在當地創辦慈善機構e-NABLE Sierra Leone,為於內戰痛失手腳的截肢者提供3D打印義肢,亦傳授製作方法。

原來在1990年代內戰期間,反政府的叛軍革命聯合陣線,為反對總統大選的宣傳口號“未來在你手中”,而大量斬下平民的手。

他在旅途上認識了沒有雙手、在塞拉利昂馬卡尼市組成足球隊的班比(Bambay),看過他撐着拐杖單腳控球後,他感到人在死亡面前雖然無能為力,卻又充滿力量。

採訪後記

內疚有人活在苦難中

文力說,逗留當地期間沒流過眼淚,反而有一天回到牛津,在河畔拿着啤酒時突然崩潰缺堤。

“在西非時,有時山泥傾瀉活埋了幾百人,屍體被挖掘出來,有人會拍照傳給我。有人被槍斃,心口有個洞,又有人拍照傳給我。在那裡,死亡是生活的其中一部分。”

他想起塞國足球隊中踢得最好的足球員,因為小時候發生內戰沒法打預防針,最終死於原本可以預防的疾病。

直至現在,蔡文力回到大都市,他還是會感到內疚,想到世上仍有一班人活在苦難之中。

去過西非才知自己價值

每年他會抽一半時間到非洲工作,這些年來,瘦了兩個碼,不敢回港見媽媽。

他說,父母想他做醫生,亦想他回來香港貢獻社會,但奈何他見到抽血就會頭暈。

“但我覺得我找到的工作,是屬於我自己的。我想,我和他們想像的兒子不同。”

他的笑聲透露着憨呆,以帶外國口音的廣東話說,自己早在2003年香港爆發SARS時,自告奮勇盼參與抗疫,卻因仍未完成博士課程而被勸退。

那時他已在牛津大學以榮譽生物化學碩士畢業,又剛發明了追蹤白血球的專利分子科技Hybrid MHC Tetramers,可用作觀察注射在白老鼠後的抗愛滋病疫苗效果。因此,他說自己是“兜了個大彎”,才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他坦承,從前總是將自己放在第一位,想去最有名的地方做最重要的研究,所以選擇研究愛滋病。直至去過西非,他才知道自己的價值,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對世界而言是重要的,學會欣賞自己。

冠病爆發急召回英國

2018年剛果民主共和國再度爆發伊波拉疫情,至今仍未結束,逾3400人受感染,死亡率達67%。他本在剛果抗疫,但因新冠病毒大流行,非洲國家相繼宣布封關,由於封關後沒有機制可以繼續支援在地研究工作,故被學校急召回英國。

他想過回香港幫忙對抗新冠病毒,但又知道香港有很多比他優秀的專家把關。

“香港人效率高,說做就做,而且警覺性很高,否則你怎可能如此鄰近中國,又無完全封關的情況下,只得6個人死於冠病,這真是奇蹟。”

新冠疫苗的研發速度是史無前例地高速,“如果人人都將專業和資源用來專注地做一件事,是可以很快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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