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搶撈生專利‧大馬食家:輪不到新國

(雪蘭莪‧八打靈再也27日訊)日本早前宣佈將會爭取將其飲食文化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後,新加坡一名教授陳維政也在面子書上倡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把獅城美食列入世界遺產,結果,在龍年農曆新年來臨前夕,再次觸動馬新兩國飲食文化之爭的敏感神經,兩地的美食家過後更因此引發一場口舌之爭,爭相搶奪“撈生”文化的專利權。

過後,陳維政還在面子書上設立“為新加坡爭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網頁,列出幾種有潛能可供申請成為“世界遺產”的“獅城代表美食”,而大馬人逢新年必吃的魚生也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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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馬新兩國已非首次針對美食專利權的歸屬問題交手,早在2009年,兩國飲食界及美食家即已針對肉骨茶、海南雞飯、辣椒螃蟹的專利權而展開一輪辱鎗舌劍。

對一些大馬人來說,新加坡此次挑起“撈生”專利權的課題,屬於另一項“蓄意侵權”的舉動。

獅城教授建議美食申遺

大馬的餐飲業者、美食家在接受《光明日報》訪問時,紛紛以撈生在馬新兩國尚未分家時就出現的“發展史”推論說,撈生屬於大馬美食經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不過,他們也不否認,撈生能夠發揚光大,新加坡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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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政府在美食宣傳方面的確做得不足,若不是後知後覺,就是後知也不覺,加上民間缺乏有力的文獻證據,因此才會一再讓大馬美食,特別是華裔傳統美食陷入‘正名’窘境。即使大馬是一道美食的開山鼻祖,卻往往因為失去先機而無法‘正名’。”

不過,他們基本上認為,美食應是不分國界,尤其是馬新兩國的華裔美食,根本很難追溯根源,因此,與其浪費時間去爭奪專利權,不如花心思把美食煮好,並把美食發揚光大。

此外,目前被納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飲食文化有法國料理、墨西哥料理,以及地中海料理,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希臘和摩洛哥等國的飲食料理等。

而其他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亞洲物品則包括中國歷史悠久的崑曲、馬來西亞的2座古城――檳城喬治市和馬六甲等。

撈生源自廣州

大馬華裔創新改良

馬新兩地的華裔都愛在新年前後進行聚餐活動,大夥兒聚在一起,桌面上擺放著一盤盛滿五顏六色、切成絲狀的菜餚,居中擺放一堆色澤艷美的新鮮生魚片,配搭著各式醬料,然後大家就會邊以激動高昂的聲音大聲喊出吉祥語,一邊忙碌的揮動著手中的筷子,將盤中菜餚及生魚片高高撈起,喻意在新的一年可以撈個風生水起。

源自年初七“人日”

“撈生”原為廣東客粵籍貫人士的習俗,源自年初七的“人日”。舊時代的社會只在年初七“人日”才吃魚生。

據悉,魚生是於四五十年代時由廣州傳進當時的馬來亞,並由業者廣泛傳開至吉隆坡及馬六甲。雖然撈生源自中國,但撈生經過大馬華裔的創新改進後,經已和中國的魚生不同,其中包括配料和吃法等。

撈生時大喊吉祥話

縱觀魚生在大馬的演進史,早期的傳統魚生與中國的魚生較為相似,只有數樣配料及調味料,味道較為清淡,而怕寒者則會以魚生配粥吃。大馬現在的魚生配料則多達數十種,有者還把魚生當成團圓飯配套中的其中一道菜餚。

此外,現代人在撈生時,都會大聲喊出各種吉祥話,情況非常熱鬧,但過去人們就只是撈一撈,就安靜的開始享用。


你知道嗎?

魚生的起源

版本一:窮兄弟生吃魚肉轉運

唐代“銀銀村”住著兩兄弟,靠捕魚為生,日子過得非常貧苦。一天,兩人出海,費盡周折捕了兩條魚後,卻怎麼也賣不出,饑腸轆轆的二人窮得連一根用來起火的火柴也沒有,最後只好把魚洗乾淨後生吃。

沒想到,吃了生魚肉後,兩人的生活過得一天比一天好,生活越來越富裕,人們聽說此事後紛紛效仿,希望也可藉吃生魚肉而時來運轉。

為了增添魚肉的美味和去除魚腥味,村民還在生魚肉裡加入蔬菜和醬料一同食用。從此,春節吃“魚生”的傳統便流傳下來。

版本二:與2神話有關

版本二又分兩種說法,其一與“年獸”有關,第二種說法是則是與女媧補天的神話有關,但兩種說法都是指人類在躲過年獸或女媧補天的災害後,以吃魚生來慶祝重生。

根據中國古書記載,初七“人日”是眾人劫後餘生的日子,所以過了年關,大家都以撈生作為轉運的好時光。

版本三:七彩羹象徵人日

在人日當天,古人將7種帶有好意頭的蔬菜製作成羹,作為七日的象徵,而七彩羹源自六朝時代,也是魚生的出處。

古人認為,吃了七彩羹後,意味著春節告一段落,大家從年初八就必須腳踏實地的過日子。

魚生2009年列國家文化遺產

大馬政府早在2009年,即已把魚生列入“國家文化遺產”中的國家文化食品類別裡。

2009年農曆新年期間,當時的團結、文化、藝術及文物部長沙菲益阿達是一併把魚生、月餅、檳城炒粿條及釀豆腐列為“國家文化遺產”裡的傳統佳肴,換句話說,政府當時已把魚生等食品定位為我國國家文化食品。

其他在同時間被列入“國家文化遺產”傳統佳餚的美食包括椰漿飯、糯米飯、仁當雞、燒魚、沙爹、拉茶、八寶冰、曼煎糕、烏達、炸香蕉、印度煎餅和煎蕊等。

楊映波:食物沒專利權

前律師公會主席楊映波對新加坡再次要為食物申請專利感到啼笑皆非。根據他瞭解,食物是沒有所謂專利權的,而民眾只能為他們賣食物時所使用的品牌或招牌申請專利。

他說,這就好比肯德基、麥當勞有專利,但炸雞、漢堡包卻沒專利。“這也就是說,任何人只要不掛上肯德基或麥當勞的牌子,他們都可販賣炸雞或漢堡。”

“同樣的道理,肉骨茶、海南雞飯、撈生這些都是美食名稱,所以也就沒專利可言。”

他個人認為,馬新兩國沒必要為食物的專利問題爭吵,因為不論是從法律角度或社會角度,這都沒意義。“不過,從歷史角度,一道美食的起源或發源可能就有考究的價值。”

“至於要怎樣斷定一道美食的源始,那就得由對美食有興趣的人士去考究證明。”

獅城律師:申請專利不實際

除了大馬律師楊映波認為,食物無專利權可言,新加坡律師也同樣認定,要為傳統食物申請專利權的作法是不切實際的。

新加坡資深律師盧平池指出,食物一般很難申請專利,因為它關係到人的生命安全,所次,當局不會允許它被壟斷。

“除非是用很特別的方法製作出來的食物,並在加以包裝後,就可以註冊成自家的商標。傳統食物的烹煮方法大同小異,不大可能申請到專利。”

他說,每個國家都擁有處理專利權的機構,然後通過國與國之間簽署的協議來互相承認,所以,只要其他國家不承認有關物品的專利權,那麼,申請專利權的一方就不可能成功。

“即使不是申請專利,而是將傳統食物拿到聯合國申報成文化遺產,那也必須提供食物的起源,以及它的演變過程的歷史證據,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例如大概沒有人知道人類是甚麼時候開始把煎蛋加入椰漿飯的。”

李英華:撈生發源自廣東

美食專欄作家李英華(李系德)認為,撈生的發源地應是中國廣東,馬新的魚生應屬於改良版撈生。

他說,這是無可厚非的,中國許多美食到了不同的國家,會隨不同的食材、國情而演變。

“同樣的,撈生初時只有在年初七――人日才享用,且原是廣東人的食物,而馬新一帶的七彩撈生則是因為當地人講求七彩燦爛的好意頭,而將廣東人的撈生加以改良而成,而民眾邊撈邊喊‘風生水起’、‘步步高陞’等吉祥語,也是馬新獨有的文化現象。”

另一名專欄美食家黃文升也認為,撈生就如海南雞飯,是區域共同衍生的文化遺產,是無法單純用國界來界定的,也不是用國際法的便利就可以佔有的。

美食家:馬新應共享美食文化

美食家歐國輝認為,新加坡是遲至1965年才從大馬分家出去的,而當時撈生已在大馬萌芽,如今,新加坡硬是要把撈生指為是他們的專利,顯得非常牽強。

“美食應該是不分國界,尤其是新馬兩國曾是一家人,飲食文化互相影響,難分彼此。因此,兩國應是共同分享美食化文化,而非彼此為專利傷感情。”

他說,把美食申請專利是自私的行為,凸顯心胸不夠寬闊。

指政府忽視華族美食

不過,他認為,我國政府在美食推廣方面偏向某一族群,忽視華族美食,也是導致我國許多華族美食處於“挨打”的窘境。

歐國輝提到,馬新兩國原本就是一家人,很多文化都已交融在一起,包括飲食文化,根本難分彼此,所以根本不應具有某個飲食文化屬誰的論斷。

“像肉骨茶、海南雞飯等的情況也大同小異,新加坡也說是他們美食,要申請專利。在我而言,馬新兩國應是共同分享美食文化,而不應繼續在飲食文化的出處掀起爭執。”

不過,他認為,我國政府,尤其是旅遊部必須對這個現象負上一定責任。

他說,我國是多元民族國家,政府應平衝的推廣各族文化和美食。“可是,很多時候,我們發現政府的焦點偏向一方,促銷的美食賣點只是椰漿飯或沙爹,許多華族的美食都沒受關注。”

“我最近到香港,驚喜的看到他們的超市有出售冷藏的印度煎餅,以為我國印裔同胞的美食揚名海外,可是,仔細一看包裝,寫著是新加坡出品。”

應平衝推廣各族美食

“在香港也有肉骨茶包售賣,但同樣都是新加坡出品。為何會是這樣的情景呢?我國的政府應該加以檢討。”

他認為,政府應給予民間團體和社團組織支持,協助他們推廣這類飲食文化。“政府也可給予美食界者一些獎勵,協助他們開拓美食產品,把我國的美食推向國際,不讓新加坡專美。”

演變自中國潮州菜餚

談到撈生的起源,歐國輝說,根據考究,撈生應是從中國潮州人團圓聚集在一起享用的餐食中的一道菜餚演變過來。“潮州人只要全家人團聚在一起,不一定是華人農曆新年期間,都會有一道類似我們現在的撈生菜餚上桌,而且也都是以頭盤呈現。”

他說,來到我國,配合本地的食材,這道菜就變成我們的撈生。

本地撈生7材料攪拌

“我們的撈生的食材與潮州地區基本上全然不同。本地的撈生,一般有7種材料攪拌,包括魚生、生菜絲、西芹絲、紅蘿蔔絲、薑絲、花生碎,還有蕎頭及卜卜脆等。”

“我們講究好兆頭,每一種食材的運用都有其含意,就如卜卜脆,代表熱鬧;還有酸酸甜甜的醬料,代表著人生的酸甜苦辣。”

他補充,由這個演進來看,一道美食會隨著區域、食材的不同而有而變異,口味也隨著當地氣候、風土人情變化,所以一味爭議始源,不如共同分享來得更有意義。

梅淑貞:有沒有搞錯

大馬作家兼《光明日報》專欄作者梅淑貞乍聽到新加坡準備替撈生“申遺”一事時,劈頭就說:“有沒有搞錯,要替撈生申遺,怎樣都還輪不到新加坡吧!”

“有資格在魚生文化領域提專利權的,也應該是日本人吧!畢竟日本人吃魚生吃了數百年。反觀華人,尤其是南洋一帶的華人,主食都是熱食,鮮少吃生食。單是這個飲食習慣就難有說服力。”

“華人吃魚生,如魚生粥,主要是廣東人和香港人,怎樣也輪不到新加坡人。若從字面上解讀,撈生是粵語‘撈起’的意思。新加坡福建人佔大多數,若新加坡是撈生的發源地,那麼,這道菜餚的名稱就不會叫撈生,而是取福建諧音了。”

她認為,新加坡要替撈生申遺,就好比韓國要替中秋節申遺般,讓人啼笑皆非。

大馬常後知後覺

不過,她坦言,大馬政府不管是對食物或建築物等具有歷史價值的事物,經常都是後知後覺,往往都要在遭人“騎劫”後才如夢初醒,和他人爭辯。

“其實,我認同為食物申遺的作法,因為一旦成功申遺,它將代表一個國家的尊嚴,且將對提昇美食的地位起著顯著作用。”

她說,在這方面,我國顯然做得不夠。“我國的國情,政治,加上我們沒有這方面的人才去研究及考究美食,也沒有任何的歷史記載和文獻證明,所以撈生如果像肉骨茶般,被人領先申請專利地位,那麼,我國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

對於撈生的專利權,她認為,食物應該與建築物一樣,必須要經歷一定的歲月洗練,才能具有申遺的資格,所以,若要為撈生“申遺”,恐怕還得再等多百年才較具說服力。

俞植昌:應列南洋華人美食

海外天飲食業集團董事經理俞植昌認為,撈生在50年代馬新尚未分家時就已經存在,兩地分家後,馬新兩國的華人也各自把撈生文化發揚光大,所以把它列為南洋華人美食比新加坡美食更為恰當。

他說,馬新兩地的華人食物基本都源自中國,再經過演變而成,很難有所謂的自創或發明。

“同樣的,撈生到了今時今日,不再只是局限於撈魚生,也有撈蝦、撈鮑魚,配搭材料和醬汁方面更是各有各精彩,大家都可以說自己發明,但也可以說是互相參照所得。”

在餐飲界擁有50年經驗的俞植昌說,他印象中的撈生是在英殖民時代就出現。

初出現魚生清一色是鯇魚

“那時的餐館只有在初七人日才有出售魚生,當時的配料也比現在的簡樸。”

他說,初出現在餐桌上的魚生,清一色是鯇魚。

“那時的魚生就是一盤切得簿簿的鯇魚端上桌,旁邊會有一鍋燒得滾燙的粥。要撈生之前,會先把鯇魚淋上生油、檸檬汁和醬汁,然後就用筷子攪拌而吃,不敢吃生魚的人,則會把鯇魚片倒入滾燙的粥水裡,將之燙成生魚粥吃。”

他說,到六十年代後期,撈生才從原本只是初七才出現的食物變成新年開始就供應的年菜,七十年代後則把出售時間延長至年十五,而配料方面也變得更為多元。

“在馬新分家之後,撈生的文化也在這兩個國家的華人地區繼續發揚光大,所以撈生應是兩國的共同飲食文化。”

“美食應否申請專利或申遺,應是交由這方面的專家去研究。作為一名廚師,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把食物做得美味,好吃,然後最好可以把這道美食推廣給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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