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7日訊）我國137名巴迪瑪雅族原住民說，他們在30年前遭到大規模非法改教後，仍繼續信奉和實踐巴迪瑪雅（Bateq Mayah）文化和宗教信仰，因此，他們如今向民事法庭申請撤除穆斯林身份。
《當今大馬》一則報導指出，這群起訴人是通過Fahri Azzat & Co律師樓於去年9月28日向吉隆坡高庭入稟傳訊令狀（writ of summons）。
這項訴訟也列出6名答辯人，分別是原住民發展局（JAKOA）、其總監和官員、彭亨伊斯蘭宗教和馬來習俗理事會（MUIP，簡稱彭州伊理會）、彭亨州政府和聯邦政府。
根據《當今大馬》取得的訴狀副本，起訴人指有關非法改教事件是發生在1993年4月，地點是他們位於瓜拉立卑美拉坡的本查克魯比村（Kampung Benchah Kelubi）住家。
法庭檔案顯示，其中57名起訴人是在當時改教，其餘改教的人士則是他們的孩子，同時
，基於是後裔的關係，而導致他們的身份證也註明信奉伊斯蘭。
起訴人披露，他們曾於2004年向大馬人權委員會求助。
“不過，人權委員會隨後於2013年發佈的《原住民土地權利全國調查報告》卻未提及這項大規模改教的課題。”
訴方說，這項大規模改教事件已違反《1991年彭亨伊斯蘭行政法令》第101條文，因為有關村民不識字，所以根本不明白阿拉伯文書寫的入教宣誓和其中含義，同時，他們改教也非出於自願。
因此，訴方要求法庭宣判他們並非穆斯林，而訴方興訟後所生下的任何孩子也都不是信奉伊斯蘭，與此同時，訴方也要求，他們有權實踐並信奉自身的精神與文化信仰，而不受辯方干預。
此外，訴方也向辯方索取法庭評估的一般損害賠償、懲戒賠償、加重賠償、賠償金的5%利息、堂費，以及法庭認為合適的任何其他救濟。
對此，辯方5造則已申請撤案，理由包括本次民事訴訟是在大規模改教後的29年入稟，而根據《1948年公共機構保護法令》第2條文、《1953年時傚法令》第6條文，這已超出追訴時效。
彭州伊理會則針對民事法庭審理本案時也提出異議，因為本案應屬彭州伊斯蘭法庭的司法管轄權。
吉隆坡高庭擇定於4月17日，針對訴方申請轉交本案至關丹高庭審理，進行案件管理。
總檢察署代表聯邦政府、原住民發展局、其總監和官員；彭州法律顧問則代表彭州政府，而律師樓Syahidah Sharul & Marsyara則代表彭州伊理會。
官員數度威脅原民改教 “否則摧毀房屋農作物”
起訴人揭露，1993年初，原住民發展局的代表不僅要求2名村領袖改信伊斯蘭教，更要求村領袖須說服其他村民跟隨改教。
“當村民拒絕後，該部門的一名官員便到訪該村，並威脅我們好幾次，以確保我們改教。其中包括恫言禁止村民繼續住在村莊，摧毀村民的房屋和莊稼，如果我們逃到山上，則將被追捕和折磨。”
訴方也說，村民當時沒被告知改信伊斯蘭教之後的法律後果，即他們將受到彭亨州伊斯蘭法律的約束，且出生的孩子也將自動成為穆斯林。
“原住民發展局的同一名官員之後跟幾名彭州伊理會官員再次到村里，並把村民召集到戶外，要求我們朗讀入教宣誓詞（Kalimah Syahadah）。”
起訴人說，村民當時試著模仿原住民發展局官員朗讀入教宣誓詞，但沒重複有關內容，而村民甚至不知道入教宣誓詞的含義，以及改教後的生活將有什麼變化。
“有關官員記錄下所有村民名字後便離開。雖然我們在大規模改教後信奉伊斯蘭教，但我們過後仍繼續信奉和實踐巴迪瑪雅（Bateq Mayah）文化和宗教信仰。”
他們說，當越來越多村民自2000年起學會基本馬來文後，他們才意識到自己的身份證上寫著“伊斯蘭”。
“信仰泛靈的巴迪瑪雅族是個弱勢群體，而我們在《1954年原住民法令》下仰賴答辯人保護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免受到現代化和開發的侵害。”
“1993年，答辯人不當地利用他們對村里原住民的影響力，同時在違反自身職責下，不當和非法地使用脅迫的方式使原住民改信伊斯蘭教。在這情況下，他們違反了保護和維護這些人民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