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佩瑤 圖•黃招勤、受訪者提供 她將喪女的悲慟化成幫助難民的動力，在蕉賴難民學習中心教舞蹈， 也引入更多志工，教導孩子音樂、用回鍋油製作蠟燭及肥皂， 並與不同組織合作，培力難民媽媽做耳環、縫紉等手藝， 提供就業機會之餘，也讓難民與社區接軌。 獵人劉佩靜 劉佩靜是獨立表演藝術工作者，過去許多大型音樂劇如《釋迦牟尼佛傳》、《遇見觀音》等，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然而，褪下舞衣，40歲的她是中學舞蹈教練，也是經常穿梭難民學校和社區的志工，有人稱她是：難民媽媽！ 劉佩靜來自檳城北海，10歲前在柔佛麻坡峇冬（Parit Jawa）的外公家度過。家在峇冬一個馬來甘榜內，外公以處理椰肉為生。她記得家門前搭了一個涼棚，鄰居閒時會過來納涼聊天。屋前的大馬路常發生車禍，或有人失足掉進“溝”（Parit），外公都會奮不顧身救人。這種正義感，在小佩靜心裡埋下了社會關懷的種籽。 中學時就讀競爭激烈的鍾靈中學，埋頭苦讀讓她患上厭食症，也錯過了陪伴外婆的時機，人生觀大變。大學進入博特拉大學化學工程系，加入佛學會舞蹈社後，她從舞蹈中找到新的人生目標和價值。因緣參與了校外舞蹈團亞洲音樂製作（Asian Musical Production）的各種演出，讓她更確認自己朝表演藝術之路前進的志向。 大學畢業後，她在多所中小學擔任舞蹈教練。2009年，弟弟去世，她果斷決定要走自己的路，27歲到荷蘭方提斯應用科技大學（Fontys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進修舞蹈編導碩士課程，一年後獲得愛爾蘭利默里克大學（University of Limerick）獎學金，兩年後取得現代舞表演碩士學位。 回馬後，她成為獨立舞者，兼在中學教舞蹈。2017年，她將喪女的悲慟化成幫助難民的動力，開始在蕉賴難民學習中心教舞蹈，也引入更多志工，教導孩子音樂、用回鍋油製作蠟燭及肥皂，並與不同組織合作，培力難民媽媽做耳環、縫紉等手藝，提供就業機會之餘，也讓難民與社區接軌。 蕉賴欽族難民學習中心 蕉賴愛蘭鎮（Taman Alam Jaya）一排舊店屋樓上，隱藏着一間緬甸欽族難民學校，稱為蕉賴難民學習中心（CSO Cheras Learning Centre），是全馬120所難民學習中心之一。 根據駐馬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滯留在馬的緬甸難民共15萬人；欽族（2萬2390人）是繼羅興亞族（10萬6500人）之後的第二大族群。早在1962年緬甸軍政府政變成功實施極權軍法統治後，國內的非佛教徒便受到驅趕與迫害，以基督徒為主的欽族是其中之一，導致他們被迫四處逃亡，部分流落至馬來西亞成為難民。 我國因為沒有簽署《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和《1967年難民地位協議》，難民來到這裡後雖可取得聯合國發出的難民證，卻無法合法工作、接受正規教育及享受任何社會福利，因此經常受到警察逮捕、干擾或社會歧視。 蕉賴學習中心是欽族基督教會於2008年為附近約一百五十餘戶欽族難民家庭3至17歲孩子所設的學校。學習中心以考取英國劍橋大學的國際中學教育普通證書（IGCSE）為目標，以為隨時來臨的美國、澳洲、德國或加拿大等第三國收留機會作準備。然而，等待是條漫長的道路，有些人一等就是十餘年。 一起玩舞蹈 帶着社區 舞者在夕陽行業匠人身後獨舞，但匠人安哥卻看不懂。 劉佩靜決定，讓舞蹈連結上一代與年輕世代， 也融入不同社群，將表演變成持續進行的社區藝術創作。 2023年8月某天，吉隆坡表演藝術中心（KL Pac）擠滿了人，有些人站在門前，有些人圍聚在大廳，大家的目光跟着舞者從門口移向內廳。音樂響起，舞者扭動着柔軟的肢體，雙手順着優美的節奏搓麵粉、捏麵皮、包餡料……環繞着廳堂裡正在做餅乾的特殊兒舞動！ 他們是Jammy Tummy的特殊孩子，正專注地做着餅乾。另一邊廂，一名唐氏症女孩在牆上畫着自己愛吃的餅乾；與此同時，牆上投影出一名傳統豆沙餅師傅製作餅乾的影片，伴隨着老師傅純正的福建話。 舞者帶着大家往廳堂內移動，特殊兒拿餅乾給觀眾品嚐，觀眾打開手機的AR虛擬實境應用程序，可以跟着餅乾製作流程學習做餅乾，孩子們更開開心心的加入了唐氏症女孩繪畫的行列，將整面牆畫滿各式各樣的餅乾…… 這是劉佩靜的《與匠人同行》（Beyond Moving with Artisan）社區藝術計劃，她讓舞蹈走進社區，把社區拉進表演藝術，透過長輩、青年及孩子的三代結合，演繹出一場融合舞蹈、社區口述歷史訪談、影片、照片、虛擬實境科技及社區參與的多媒體跨世代表演藝術。 “舞蹈就是生活，你必須靠近社區，藝術才會出來。”劉佩靜一直緊記自己在歐洲所感悟的舞蹈精髓。然而，這樣的藝術詮釋和表演方式，並不見得獲得認可。 劉佩靜倒是泰然處之，當這一頭有人否定，那一頭卻獲得掌聲。“有對外國夫婦看過我的表演後，開心的說表演很有創意，她們回去後跟學生有很多討論。” 舞蹈創作從生活出發 劉佩靜說：“如果舞蹈只有天上的神仙才看得懂，那還叫藝術嗎？”她的初心，是紀念童年，是緬懷外公，是幫助弱勢社群連結社會，還有牽起自己孩子與上一代的記憶。 舞蹈創作從生活出發，是她在愛爾蘭留學那兩年的重要滋養。30歲回馬後，她念茲在茲的，也是將舞蹈社區生活化，只是馬來西亞認知不同及行業生態不允許，她只能默默藏在心底，一直到2018年獲得Think City及INXO藝術基金等單位贊助的第一筆資金。 “我常想，我到底要給我孩子怎樣的上一代記憶？我想回到我開始的地方，所以就從外公的職業出發。我的第一個計劃以五種夕陽行業為主題，椰肉處理、打字員、海南咖啡店、傳統豆沙餅師傅及織籐師。” 她找來錄影及攝影師朋友，拉隊到北海與老師傅們進行口述歷史訪談和記錄，整理後請舞者用舞蹈重新詮釋演繹出來。最後，她在北海的一個貨倉辦了一個結合舞蹈、紀錄片和攝影的《守藝》（Your Memories, Our Identity）社區藝術展覽。 “那次之後，我問自己，好像只有老人家的聲音，年輕人呢？”2020年她重新調整，將收集的社區資料再創作。“但適逢行動管制令時期，計劃只能在線上完成。” 與不同弱勢群體共舞 她將計劃分成三階段：記憶、想像和創作。她邀請了一群年輕舞者，個別以芭蕾舞、現代舞、華族舞及K-Pop熱舞搭配椰肉處理、豆沙餅製作、織籐、打字及海南咖啡。第一階段，舞者學習老師傅們的手藝；第二階段，從這些手藝記憶中找出一個關鍵詞，再用舞蹈展演關鍵詞；第三階段，將舞者和老行業結合創作表演。 這個過程中，劉佩靜持續地邀請不同的藝術家來點評她的創作。“有個影劇導演朋友一直問我：你的演出來自社區，那該如何回到社區？”讓她重新省思社區在計劃中的位置。 劉佩靜進一步納入更多不同弱勢群體進來，成為計劃的表演嘉賓。“比如Jammy Tummy的特殊兒童，他們本來就是做餅乾的，我就將他們與傳統豆沙餅師傅配成對，讓他們成為表演的一部分，以真實的自己結合舞者、影片和訪談聲音等，也向他們購買50份餅乾分享給觀眾，增加他們的收入。” 比如蕉賴難民學習中心的孩子，他們喜歡跳K-Pop舞，劉佩靜將他們與海南咖啡師傅配對，邀請熟悉K-Pop舞蹈的朋友將沖咖啡的動作編舞，再訓練難民孩子表演。 這種表演方式，她不稱為完整演出，而是持續進行的社區藝術（Work in Progress），因為它仍繼續進行着。 歐洲的震撼激蕩 歐洲幾年，是滋養劉佩靜最深的一段歷程。2011年，劉佩靜同時獲得荷蘭及愛爾蘭兩間大學的碩士課程錄取。“因為經濟不允許，我選擇了可以兼職就讀的荷蘭舞蹈編導課程。一年後愛爾蘭提供獎學金，我才轉修現代舞表演碩士課程。” 荷蘭不斷提問、討論和反思的教學方式，培養她獨立思考和系統表達的思維訓練。愛爾蘭走進社區的藝術表演取徑，則開啟她的舞蹈視野，紮下堅實的“藝術來自生活”基礎。 “我實習時，跟着舞團到愛爾蘭一個鄉下辦舞蹈課程。我們必須家家戶戶做社區訪問，了解社區的歷史、居民對舞蹈的需求，以及說明和解釋我們的課程，再鼓勵他們來參與等等。”她解釋，那裡沒有什麼社交媒體宣傳，只有面對面的溝通。 “邊訪邊排舞，到社區藝術嘉年華當天，整個社區的人都來了，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表演結合社區，從互動中教育居民，那種滿足感，真是表演者最大的報酬。 同樣的場景也出現在意大利，她跟着舞團到一間山上的廢棄教堂表演。當天，所有爺爺奶奶都搬了凳子從山下到山上看表演，熱鬧極了。“表演完，居民還帶我去看傳統麵包製作、介紹村裡的核桃樹、橄欖油等等。” 舞蹈表演，就是該源自社區，再回到社區。 褪下舞衣當難民媽媽 因為難民孩子喜歡跳舞，劉佩靜義無反顧的進入難民學校教課， 卻發現難民孩子和媽媽需要的不僅只是教育和生計， 還包括與本地社區的接軌！ 烈日西照，將鬍鬚港的小Feel市集曬得熱氣騰升，卻無阻來客的熙來攘往。“這是難民媽媽車的方巾，這是Hara Makers做的食物渣蚊香，這是Jammy Tummy特殊兒童做的小餅乾，還有這個，是我們Anjez Art Project用左手香和椰油等天然原料做的左手香膏，非常好用。”劉佩靜站在自己的小攤前向顧客細心講解。 四合一的產品組合，稱為Harap Jammy，結合了欽族難民、B40群體和特殊兒的時間和心力，在劉佩靜的Anjez Art Project、Jammy Tummy及Hara Makers三組織的合作下，自去年起便經常出現在各種大小市集中。 “這是我們讓這些弱勢群體與社會接軌的一個方式。”也是劉佩靜努力想讓難民孩子與媽媽走進馬來西亞社會的一個平台。“難民媽媽們車的方巾，可以增加他們收入。我們也常帶着難民孩子出來擺檔口，跟顧客互動，增加他們的溝通能力和信心。” 擺市集賣手作是劉佩靜“越陷越深”的無心插柳。 劉佩靜記得，2017年懷着6個月的雙胞胎，其中的妹妹提早向媽媽告別，劉佩靜傷心難過，一直走不出悲痛的死胡同。“有天出席一場難民研討會，在市集中遇見一名難民女孩，我問她：你最想學什麼？她說跳舞。我當下被狠狠敲了一下：與其在這裡悲傷，不如轉移去幫助其他需要的孩子！” 孩子隨時會離開 孩子出生後，劉佩靜立刻去尋找難民學校，“我一心一意只想教孩子跳舞。”先是在蕉賴找到一間小學校，但不適合。後來朋友介紹蕉賴愛蘭鎮的CSO蕉賴學習中心。 劉佩靜解釋，難民孩子讀書必須付學費，所以父母經濟負擔不起時、家裡無人照顧弟妹時，或突然接到第三國收留通知時，孩子就會離開。孩子進進出出，劉佩靜的教舞夢想也困難重重。 她笑說：“比如一支舞已經排好了，三個月後再回去時，主角不見了，原來已飛去美國，我又得重新訓練起。”這讓她很失措，不知該如何教下去。“後來調整心態。”她不再執著於組織學生，而是讓孩子有各種不同的學習，反倒以更輕鬆的心情把舞蹈變成一種藝術，在最短的時間內帶領難民孩子玩最多的課外活動。 “我問孩子想學什麼，有人想學唱歌，有人要跳K-Pop等等，我開始打我身邊人的主意，把他們帶進來教音樂、學手藝。”近年來，她也開始帶入環保元素，透過回鍋油製作蠟燭、肥皂，以及用回收紙造紙等，提升孩子環境保護的意識。 他們不輕易求救 原本簡簡單單的教學方式，卻在經歷一場疫情後起了變化。 “很多人覺得難民好吃懶做，來搶奪我們的資源，實際上不是的，他們很努力工作，而且不輕易求救。像我每次問他們，你們需要幫忙嗎？他們都說他們很好。”進入行動管制令後，劉佩靜某天突然接到孩子的訊息說：老師，我們不好，我們需要食物！“非常直接。我趕快聯繫朋友發動籌款，一週後籌獲一萬令吉，購買食物送到難民社區。” 沒想到的是，開放後的難題更為嚴峻。 “回到學校上課，一半學生不見了。我傳訊息給學生：你為什麼不來上學？他說他沒錢，我問他在家做什麼，看手機發呆。這怎麼可以啊，我不行了！”她於是逐戶逐戶拜訪學生，見到孩子的媽媽，又把她拉入另一個境地。 “你能想像嗎？很多難民媽媽來這裡十幾年，除了會說欽語，什麼語言都不會，我只能靠孩子斷斷續續的翻譯，了解她們的想法。”最令她震驚的，是媽媽最大的願望，是交到一個會說馬來話的朋友！ 劉佩靜回想每次進進出出學校，樓下的摩多店、咖啡店人來人往，竟沒有人知道樓上是一間難民學校，更沒有人知道後面住着一群難民！ 由此，也開啟她幫助難民與本地社區接軌的行動。 幫難民與社會接軌 劉佩靜想讓難民與馬來西亞社會接軌，唯一的方法，就是讓她們發揮所長，看到自己的價值。 她開始開展另一條幫助難民的路線，叫Art for Refugee：尋找不同的合作單位，自己扮演媒合和協助的角色，再請藝術家朋友訪問和研發融合難民故事的文創品，提供難民媽媽技能培訓，再把他們製作的手藝品銷售出去。 “例如疫情期間，大馬醫藥援助協會（MERCY）推動了一個口罩縫製計劃，捐助貧困群體不透水不識布原料製作可重複使用的口罩。”劉佩靜聯絡上負責人，由他們捐助用剩的原料及縫紉技能培訓，她再向朋友募捐到兩檯縫紉針車，並把縫好的口罩賣出去。 難民面對的生存問題很殘酷，他們都希望能立刻收到現金，解決眼前的生計問題。她無奈的說，培訓需要時間，常常提不起他們的參與意願。後來，劉佩靜又轉換心態，改變另一種更隨興的方式。“比如我找到人合作製作耳環，或塑料重製產品，我就到學校群組問孩子誰會，自然就有孩子舉手，或通過校長推薦人。” 此外，她也盡量帶着難民孩子參與各種本地舞蹈表演，開啟孩子視野之餘，也能重建自信，融入馬來西亞的生活。 積極應對社會冷暖 “你為什麼要幫難民孩子？馬來西亞有很多孩子更可憐！”──指責；“對不起，他們不是納稅人，我們不能贊助！”──排除……這些責難經常在劉佩靜耳邊迴蕩。劉佩靜無奈的說：“我一心只想着，她們是人，是跟你我一樣平等的人，只要有需要，我就幫忙。” 幫助難民，帶孩子出外參與各種活動，交通膳食是基本需要，有時候沒有食物，交不起房租，缺少教學用具和材料等等，都需要錢。“我都麻煩到我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小錢我自己出，或請家人幫忙載送；大支出就向家人朋友籌款。” 後來，她透過自己的計劃，透過各種方式幫助難民。比如社區藝術計劃，邀請孩子當特別表演嘉賓，將贊助金間接撥給他們，或幫忙銷售難民媽媽製作的產品等等。 對她來說，這群難民孩子的堅韌、樂觀和知足，讓她學習到如何更多的聆聽和包容，來建立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