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盧乙彬（《明周》） 攝影＼黃家邦、受訪者提供
天打響雷，或者消防車、警車響號在旁邊駛過，王繼鋒才會聽到。
他出生時雙耳聽力正常，後來疑受藥物影響，七歲時被診斷出一隻耳弱聽，九歲時兩耳聽力突然急速衰退，兩耳都達深度弱聽的程度。一邊耳戴上助聽器的他，能聽能講，說話時鼻音略重，注視着對方口型，大多數時間都能順利溝通。偶爾，他會拿出連接了助聽器的手機，調校助聽器的音量或開啟降噪功能。
聽覺逐年衰退，57歲的他對此一直抱着順其自然的態度。他說，早已習慣無聲世界，幸好自11歲接觸手語後，覓得人生方向。
王繼鋒出生時兩耳聽力正常。現在回頭細想，認為其聽力問題，可能在兩三歲時已露端倪。他的父母是北方人，在家一向以普通話溝通。一天，他用普通話說“春天來了”，怎料竟說成：“春天瀨尿”，“父母覺得很好笑，但是就沒有懷疑我是否有聽力問題。”
直至七歲的時候，學校有老師發現，他有時可即時回應，有時又全無反應，懷疑他聽力有問題。於是，媽媽帶他去驗耳，始發現其右耳弱聽，左耳則正常。其家庭醫生懷疑，情況與一種於日本生產的藥物有關。他記得醫生指，六十年代有一款日本退燒藥推出市面，成效顯著，但之後的兩三年，日本政府發現聾人小朋友的數字忽然上升，並懷疑他的病情與這種藥物有關。這種藥物，家庭醫生亦曾經處方給他。
被小學同學欺負
七歲的王繼鋒得知自己弱聽後，心中無甚感覺。兩年後，原本正常的左耳亦出現聽力問題，他也如常生活。“年紀小不懂事，所以不會不開心，或者覺得自己為何跟其他同學有點不同，我完全沒有任何這方面的想法。”他不覺自己有所缺失，但旁人卻會不斷提醒他和主流世界的不同。那個年代，助聽器的體積遠較現在的大。他形容，“有個盒子，有個插掣，插掣後拉線出來，（將耳機）塞進耳孔。”耳機附有夾子，方便夾在衣服上。不過，王媽媽特意縫製了一個袋子，讓他掛在胸前。長大後，他猜測媽媽這樣做是不想讓別人看見。
小學時期的回憶不多，王繼鋒惟獨記得兩件事，“第一點就是我被同學欺負，他們不和我玩；第二點就是學校裏，除了我這個聾人還有一個輕度弱智的同學，他也是被同學欺負，我經常幫助他，最深刻就是這兩件事。”他記得，小息沒人願意和他玩耍，他看到同學懂得倒立，非常羨慕，便獨自走進空無一人的禮堂裏練習，不過卻不停倒下。時至今日，他仍然不會倒立。“因為沒有人教你，你沒辦法捉到竅門。”
失去聽力，讓王繼鋒遇上手語，從此影響他往後的人生。
升上中學，他入讀弱聽班。在此，他認識了一班聾人同學，亦初次接觸手語，“很開心的，因為居然可以和同學聊天，小學的時候孤伶伶一個。他們說話我明白，我說話他們明白，大家很開心，打成一片。”不過，弱聽班只設於初中，升上高中，同學全都升讀聾人學校，只有他在原校繼續學業，他卻沒有考慮過入讀聾人學校，“其實我不會去刻意安排，順其自然，學校覺得我可以讀就讀。”
求學工作屢碰壁
升上高中後，他選讀文科，也是跟隨老師的建議，“他說理科要聽要理解，聽不懂就理解不了，讀文科如聽不明白就死背。”結果，原本能輕鬆應付初中課程的他，高中全部科目都跟不上。王繼鋒的讀書心得便是主動問旁邊的同學，抄別人的筆記，也就漸漸跟上進度。“文科嘛，死記囉。”那可有從中找到樂趣？他答得爽快：“沒去想，天安排我怎麼走就怎麼走。”
高中畢業後的升學路不太順利，屢屢碰壁。王繼鋒曾報讀理工學院社工系，因被視作一般學生未有作特別安排而落選，其後報讀李惠利工業學院會計系，學校以他未能用電話順利溝通為由建議他不要參與面試，最後報讀珠海書院電腦系，雖然成功入讀，但上課時被老師刻意刁難。老師明知他需要看口型，卻故意不讓他看，同學亦不願協助，他沒法跟上學習進度，兩個月後黯然退學。
在未能順利升學後，他提早步入職場，卻屢試屢挫。後來在輾轉之間，才覓得全職工作，惟也屢屢遇上不了解自己需要或質疑自己能力的主管。
設手語協會 健聽人士來學習
儘管在事業上，未能事事如意，但王繼鋒早於18歲那年覓到其人生方向。當年，聾人中心一個職員看到他能說話並懂手語，常常“指手劃腳”，於是邀請他教手語。從此，他就一頭栽進教學生涯，常在教學上找到滿足感。“熟悉之後發現很有興趣，所以也不覺得難，會不停想怎樣可以令學生學得更加明白，更加容易。”
2008年，王繼鋒成立香港手語協會，四年後創辦香港手語專業培訓中心，為香港首間由聾人自行營運，並提供基礎至專業級的手語培訓課程及專業手語傳譯服務的中心。“現在有很多正在做手語翻譯的老一輩，十之八九，我也教過他們。”
他的學生九成為健聽人士，背景林林總總，有為未來的工作需要而早作準備的護理學、醫學、法律系、社工系等學生，也有各專業人員如特殊學校老師、社工、警員、護士、醫生等，更有好些望投身手語教學或手語傳譯行業的有志之士。近年來，多了長者來學手語，有的為退休後做義工，有的為持續學習，亦有好些意識到自己聽力退化，故打算及早學好手語以備不時之需。他自豪地說：“每當看到學員學有所成，能夠在其工作崗位上發揮作用，就是我最滿足的時刻。”
少戴助聽器 用眼看無聲社會
隨着年齡增加，王繼鋒的聽力逐年衰退。一般人正常聽力範圍為25分貝以下（即無法聽見數字以下的音量），十年前驗耳，他右耳的聽力為113分貝，左耳為102分貝。再過數年，某天忽然頭昏腦脹，上吐下瀉。大病一場後，只要左耳一戴助聽器，他便頓覺“天旋地轉”，做檢查後依然找不到成因，從此左耳不能再戴助聽器。如今，左耳更是24小時耳鳴不斷。聽力稍強的左耳突然失靈，右耳聽力也非常有限，目前戴上助聽機，與人聊天時只能單對單，並看着口型才能順利溝通，僅能聽到雷聲、消防車的警號，或旁人在其手臂長度範圍內大力拍打木質物件的巨響。他笑說：“如果我的心不夠強大，想死都有可能。”不過，他依然順應天命，不覺得遭到打擊。
疫情年代，有聾人指因常戴口罩而無法讀唇，有礙溝通，他倒是不以為然，反而覺得疫情年代“輕鬆、舒服很多”。“大家有時候有錯覺，覺得你是聾的，不是盲的，你就是會看口型，但疫情之後，就不能再看口型了。其實人人看到我們，大家的耐性都好多了，用計算機、紙筆、指手劃腳，儘量用肢體語言表達，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聾人，在這個疫情年代，外出方便了很多。”溝通有千百種方法，此路不通的話，不妨另闢新徑。他認為，聾人也要有隨時隨地需要使用紙筆溝通的想法。多年前，他到日本探訪當地聾人機構及學校，陪同他四處遊覽的日本聾人習慣攜帶小型電子白板，一遇到需要溝通的情況，就即時取出電子白板書寫，其自然而然的行為予他很深刻的印象。
當聽力日漸消失，問王繼鋒可會覺得難受？他不假思索地說：“不會，很開心的。我近十年來，平時已經不戴助聽器了，我習慣在一個沒有聲音的社會，靠眼睛去看，所以其實安全度比你們高很多。你們有耳不用，有眼不看。我們耳朵用不到，惟有用眼。”
倡規範手語 但毋須統一
王繼鋒多年來一直關注香港手語的發展，任手語導師近40年，30年前成為全港唯一一個聾人法庭傳譯員。王繼鋒留意到，有健聽人士覺得香港手語不統一，令他們學習及溝通上感到困難，因此而建議統一香港手語 。然而，他強調，“手語是一個形態”，他舉例指，快樂、歡欣、喜悅，都有相近意思，豈能全部禁用，規定只用“開心”一個詞語取代？“如果你覺得我們香港手語不統一，其實我都會說你們的口型都不統一。”
他察覺大部分聾人會覺得“健聽人士較聰明，所以會聽健聽人士的話 ”，因而也支持手語需要統一，從而影響了資訊發放及手語傳譯的發展。不過，他認為在手語教學上，應訂立規範，以及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學習，此舉也可以促進政府公告、新聞等方面使用的手語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