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5日讯）反贪会调查发现，向公众募款的非政府组织往往偏离初衷，包括利用捐款累积异常财富和购买奢侈品，而这些滥用资金的人，涉及高层管理人员，包括部分成员和特定个人。
相关人士通常利用现有监管体系的漏洞，从庞大的捐款中轻易牟利，不仅设立误导公众的募款机制，甚至将其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因此，案件在反贪会揭发之后，往往会震惊公众，民众才赫然发现，这些非政府组织主席、董事或亲信竟然拥有异常财富和大量奢侈资产。
没统一法律没明确机制
反贪会主席丹斯里阿占巴基接受《每日新闻》访问时说，在该会调查的案件中，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主要原因在于监管漏洞，如社团注册局等机构缺乏有效监督。
“根据反贪会处理挪用资料案件的经验，最大弱点在于监管层面，即负责监管的单位未能有效履职。”
他指出，在识别现有漏洞方面，既没有统一的法律，也没有明确的机制，导致资金滥用现象猖獗。
“此外，部分管理资金者缺乏诚信，他们清楚无人监督，因此轻易挪用捐款。”
待投资获利再把捐款补回
阿占巴基坦言，对非政府组织缺乏严格监管，是导致违规行为频发的主因。
“就像其他犯罪情况一样，当缺乏监管时，掌控资金者滥权就会出现类似的倾向。
“简而言之，诚信薄弱者在无人监督下，更容易滥用权力，尤其是在资金每日流入的情况下，他们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他表示，从事募款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中，类似行为相当普遍。
“有的直接将资金转入个人账户，有的则逐步挪用，积少成多。”
他指出，部分人士甚至试图为挪用行为“正当化”，声称待投资获利或资产增值后，再把捐款分配给受益人。
一周揭2案 涉款逾2亿
仅在本周，反贪会已揭发2宗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万令吉的非政府组织挪用案件。
其中一宗包括非政府组织副主席在内的3人被捕，他们涉嫌挪用包括来自天课机构的约2亿3000万令吉资金。
另一宗案件则涉及1名知名自由传教士兼宗教网红，涉嫌滥用职权，挪用其所任职非政府组织约1230万令吉资金，以谋取私利。
综合2宗案件，近几个月来至少有7个涉及公众募款，如捐款和福利金的非政府组织被反贪会查处，原因均为将资金挪用于个人用途。
渲染战争惨状吸金
阿占巴基揭露，一些非政府组织利用战争受害者的苦难，通过战争画面募集公众捐款，最终却将资金挪作私用。
他说，这些非政府组织渲染巴勒斯坦和其他冲突地区受害者的处境，往往通过具冲击性的视频和照片，激发公众同情。
“在这些呼吁之下，不少民众慷慨解囊，深信他们的捐款能够送达急需援助的人手中。
“然而，在部分个案中，这些资金实际上被挪用，而相关组织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
他指出，一些非政府组织还涉嫌申报从未落实的人道援助项目，例如粮食分发计划。
“这些虚构项目成为套取公众捐款的惯用伎俩。”
捐款可抽佣30%？ 阿占：只能用于行政开销
阿占巴基说，在某些情况下，非政府组织资金被转移至与管理层有关联的既得利益公司。
“这可能引发利益冲突，并可能涉及贪污和刑事失信等罪行。”
他指出，有案例涉及虚报福利项目，尽管资金已拨出，但相关项目从未落实。
“反贪会将展开全面调查，包括审查财务交易、会计文件，并录取证人证词，以确认是否存在挪用或滥用资金的行为。”
阿占巴基接受《大都会日报》访问时，针对“非政府组织可以固定抽取公众捐款一定比例”作出澄清。
他说，“非政府组织可以固定抽取公众捐款一定比例”的说法具有误导性。“这一误解源于人们对社团注册局所发布治理指南的混淆。”
误解指南中饱私囊
“指南指出，行政开销一般不应超过组织年度总支出的30%，并非可以从公众捐款中抽取的分成或个人收益。”
他强调，非政府组织或创办人不可从公众捐款中抽取30%作为佣金或利润，而仅能将其用于社团的运营或行政开销，包括薪资、办公室租金、水电费、项目管理及其他行政费用。
他说，按照社团注册局所发布治理指南，行政开销一般不应超过组织年度总支出的30%。
他举例说明，若一非政府组织每月行政开销（包括薪资、租金和水电费）为3万令吉，那么根据指南，最多只能拨出9000令吉用于行政用途。
“条件是年度支出的30%，而不是总捐款的30%。此比例的目的是确保行政开销不会超过项目相关开支。”
阿占巴基指出，即使非政府组织获得数百万令吉的公众捐款，这项指南也是根据组织整体年度支出结构来计算，而不是以筹得的总金额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