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庇26日讯）精神科专科医生黄孝和认为，查拉在去年7月15日晚上遭到同窗围堵、公开批评及嘲讽，甚至个人物件遭到搜查，导致查拉心理严重受创，进而影响查拉之后的判断及理性思考能力。
黄孝和医生是州内私人医院的精神科专科医生，也是查拉验尸庭第75名证人，他今日在验尸庭供证时，向验尸官阿米尔沙如是表示。
证人也形容，从精神科临床角度来看，7月15日的事件对他们的观察及检验有重大的意义。
查拉有严重情绪失调
黄孝和指出，根据现有的文件及证人证词描述，查拉被发现有严重的情绪失调，这与事发前一晚在宿舍房内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密切相关。
证人认为，查拉事实上有着本身优势，比如善于社交、具备思考能力、努力改善人际关系、拥有未来目标、信仰宗教、与母亲之间非常牢固的心理连结。
“2025年7月15日的事件是在死者本来就处于情绪压力的心理状态下，突然发生的人际关系压力。”
他表示，多名证人的供词显示，他们当时与死者发生群体冲突及对死者的指控，死者也被目击哭泣、否认指控，然后出现自我孤立的情况。
承受累积情绪压力
黄孝和指出，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由于查拉自身脆弱的发育因素、依恋相关的敏感性、冲动的性格以及寄宿学校环境中日益加剧的人际压力，导致她承受着累积的情绪压力。
他说，同学间在发生冲突后缺乏对查拉的支持和鼓励，对死者的心理造成重大影响。
“从临床角度来看，有理由认为，死者在那一刻经历急性情绪控制障碍，与深度思考能力下降和有效使用适当应对策略的能力下降有关。”
无论如何，黄孝和医生强调，他对查拉的评估是回顾性，依据查拉之前的行为进行评估，且查拉生前未进行直接的精神科检查，无法判断查拉在事发时的真实精神状态。
他补充，受限于其评估都是依据第三方证词、文件、书面资料等资料，仅属精神科总结，不涉及法律、事实认定或责任归属。
常寻求母安慰情感支持
此外，黄孝和医生指出，依据呈堂的录音显示，查拉经常在学校、友谊及日常生活等问题向母亲寻求安慰、指导和情感支持，未能显示查拉与母亲之间的感情存有裂痕。
他说，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查拉母亲是查拉她情感支持、人际关系处理和心理安全感的主要来源，母女俩也保持情感上的活跃联系。
“尽管笔记本有些事项表达查拉对母亲的愤怒和沮丧，若参照事发时的记录，均不支持母女之间存在持续的排斥、情感孤立或关系破裂的结论。”
父亲非情感倾诉对象
至于查拉的父亲，黄孝和指出，现有的资料说明，查拉的父亲并非查拉主要情感倾诉对象或支持来源。
笔迹鉴定专家林希妮甘尼逊博士昨日向验尸庭证实，笔记本中表达情绪痛苦的笔迹已确认是查拉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