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晟邦在经纬之间拆解异国凝视

文字＼刘忠万（chrislau_92@hotmail.com） 照片＼受访者提供 在机器的冷硬节奏与纱线的摩擦声之间，他编织的从来不只是图案，而是一种关于「被看见」的提问。如今定居于荷兰、来自砂拉越的郭晟邦，将那些被固化的文化符号拆解、重组，再精准投回全球化的凝视中。他反覆追问：当身份成为商品、成为一场表演，我们还能如何理解自己？在远离故土的欧洲城市里，他以最缓慢、最古老的方式工作，指涉了向最前沿的当代困惑——关于归属、他者与自我。 在阿姆斯特丹一间略带冷意的工作室里，机器低声运转着，色彩斑斓的纱线在经纬间急速穿梭。 31岁的郭晟邦静静地坐在一旁，从表面上看是在操作一台工业提花机，实际上却是在编织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关于身份、文化与观看的关系。他带着几分戏谑与幽默，自称是“专业砂拉越人”，这个略显荒谬的自称，却隐含着他置身欧洲语境时，对自我定位的清醒认知：当一个土生土长于婆罗洲的人置身欧洲语境，他的存在本身，在尚未被真正理解之前便不可避免地被观看、被命名，甚至被期待去“表演”某种异国风情。 他荷兰进行世界巡展的《Kenyalang Circus》（犀鸟马戏团）系列作品，正是这种在异乡遭遇“被异域化凝视”后，所生长出来的艺术反击。那些熟悉的文化符号，象征神圣的犀鸟、热情奔放的大红花……在他的织物中被反覆拆解与重组，不再只是国家形象的装饰，而是变成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视觉语言。他并不急于否认“异国风情”这块标签，反而冷冷地追问：当古老的文化被包装成旅游商品，当身份成为可供消费的景观，我们究竟是在呈现真实的生命经验，还是在迎合他人的猎奇想像？这种近乎荒诞的文化期待，构成了他创作的起点，也成为他不断回望故土时，最真实的省思。 郭晟邦自离开古晋之后，“家”的意义在他心中悄然发生了质变。空间上的巨大距离并未让记忆褪色，反而提供了一种必要的疏离，这让他得以以更宽广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来处。他形容砂拉越像“简单的棉”，“它不张扬，却实用而谦逊。”这种朴素的比喻，恰如他对自身文化的态度：无需过度修饰，也不必刻意放大，它本就拥有自身的质地与重量。 以缓慢工艺 编织不合时宜传统 在选择创作的方式上，郭晟邦挑了这条缓慢而费力的路径——编织。在绘画与影像主导的当代艺术语境中，这种媒介显得格外不合时宜，然而，对郭晟邦而言，这种“不合时宜”恰恰是它最具抵抗性的武器。 “在纸和笔尚未普及的年代，婆罗洲的原住民早已透过纺织记录梦境与传说，我不过是延续这种传统，将当代的叙事重新嵌入纤维的肌理之中。”即使使用的是现代工业提花机，他依然坚信编织这门工艺存在着某种精神性：灵感的偶然降临、对安全的祈愿，甚至在错误中发现新的可能。这些看似细微的经验，让机械生产不再只是冰冷地重复劳动，而转化为一种创作者与世界深度对话的修行仪式。 从结构上来看，编织的逻辑本质上极为纯粹：经线只有“上”与“下”两种物理状态，纬线在经线的上下起伏间穿梭，却能生出无穷变化。这种近似现代电脑二进制的结构，令他深深着迷。看似复杂的图案，最终都建立在最基础的规则之上，正如身份认同与文化建构，看似多元，却往往源自几种在历史与社会中被不断重复的基本叙事。 在这样的编织系统中，“错误”并非总是需要被立即修正的“瑕疵”。有时，机器的“失误”反而带来意想不到的美感，他选择接纳这些“美丽的意外”，视为作品的一部分。 在织物被误读中 看见多元可能 看见多元可能对郭晟邦而言，艺术创作最动人的时刻，并非织物完成的那一瞬间。 “最迷人的，是当这件作品离开了工作室，进入公共空间，开始被不同背景的人观看、阅读，甚至被误读与重新诠释的过程。”他眼神清亮地说。 “被看见、被理解，甚至是被误读，这是创作中最具情感重量的部分。”也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他逐渐意识到，艺术并非单向的表达，而是一种持续生成的关系——观众的解读，往往揭示出作品中连他自己也未曾察觉的潜意识层次。 这种开放性，也体现在他对“马来西亚标签”的理解和重塑上。受已故本土传奇导演雅丝敏（Yasmin Ahmad）的启发，他将国家与文化认同视为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选择包容差异，选择在多元中共存。 这种看似理想主义的立场，在当前这个高墙四起的国际社会中，显得尤为珍贵。当世界各地的群体愈发倾向于划分阵营与制造对立来确认自我时，郭晟邦更愿意坚持一种缓慢而坚定的信念：理解他人的处境，比为自己辩护更重要。 他的作品《Woven Manifesto》（编织宣言）尝试以柔软的织物作为“宣言”的载体，但他并不执着于是否能在现实世界中具体的产生影响，在他看来，艺术的意义从来不应该被统一的尺码来衡量——有人在织物中看到了形式之美，有人读出自身的情感投射，也有人不以为然。对他而言，诚实地表达一个立场，已足够构成创作的理由。 不贩卖亚洲标签 只对自己诚实 在欧洲高度成熟的艺术体系中，郭晟邦既不逢迎西方的主流审美，也无意靠贩卖某种“亚洲标签”以博取认同。他选择对自己保持极端的诚实，并坦然接受作品可能遭遇的各种冷遇。 “如果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不再需要发声，我也愿意随时转身离开。”他笑着说。这种不逢迎且清醒的姿态，使他的创作始终保持着一种内在的、不被外界左右的稳定感。 而他对“神话”的解构，则延伸到当代消费文化之中。在他眼中，现代人购买一件物品，往往不只是为其物理功能，更是为了背后所承载的“身份想像”——一副墨镜、一件纪念品，皆是如此。这种消费机制，与19世纪殖民时期将“他者”展示为奇观的“人类动物园”逻辑，在本质并无二致。当他将话题延伸到本土的“砂拉越文化村”，他的提问变得更加尖锐：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是否仍在以另一种形式观看与被观看？ 然而，与这些沉重、尖锐的宏观议题并行的，却是郭晟邦在现实生活中极为日常的另一面。低调的他喜欢穿黑色衣物，因为不希望自己身上的颜色抢走观者对他作品的注意力；他在阿姆斯特丹最魂牵梦萦的食物，是一碗朴素的“粿杂”；他曾想过成为一名生物学家，与动物为伴。这些充满生活烟火气的零碎细节，零碎他从抽象的宏大叙事中抽离出来，还原为一个真实、会想家，且充满温度的个体。 休息、学习、做梦 用编织提问未来 问郭晟邦当下处于什么状态时，他沉思片刻，说：“休息、学习、做梦。” 这三个词，既像是他过去几年疯狂创作的一种阶段性的总结，也像是对未来的轻声预告。在提花机上经纬交错之间，他仍在不断试探新的可能性——既编织布面图案，同时也编织那个流动不居的自我。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答案”或许从未固定过，但正是这种持续的生成状态，让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流动的生命力。 或许，编织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关于时间的哲学——它极度缓慢、不断重复，在线头的来回穿梭中，看似在重复，却从不真正回到原点。郭晟邦的艺术实践亦是如此，在一次次对自身身份的拆解与重组之中，他既没有急于给出答案，也拒绝让自己停留在单一的文化定义里。那些在西方人眼中被称为“异国”的犀鸟与符号，在他的手中既是材料，也是引导观者进入思考的问题本身。 当作品离开织机，进入被解读的世界时，它们便不再属于创作者，开始走向各自的命途。或许有人理解，有人误读，有人只是匆匆瞥了一眼便擦肩而过。但也正是在这样的流动与碰撞之中，作品的意义不断繁衍。 而此时此刻，郭晟邦依然平静地坐在机器旁，继续他的编织——不是为了完成某的种宏大结论，而是为了让那些尚未说完的问题，继续延伸下去。 在被世界定义之前 先定义自己 在不断交错的经纬之间，郭晟邦面对的，或许早已不只是“马来西亚标签”或“婆罗洲身份”这样的终极命题，而是一个更普遍的提问：我们如何在被这个世界定义之前，先定义自己？ 编织的过程在精神层面上永远没有真正的终点，每一段宣告完成的织物，都只是下一段更深层次思考的开始。 那些看似固定成型的图像，其实始终处于动态的流变之中，如同人们的记忆、如同文化，也如同一个不断被重新书写的自我。 当机器停止运转，纱线静止下来，空间里留下的并不是什么答案，而是一种延迟的回声。它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从来不是一次性的抵达终点，而是一种持续发生的动态关系。而砂拉越人郭晟邦在阿姆斯特丹所做的，不过是在这场宏大而迷茫的当代关系之中，留下一条可以被不断解读的文化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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