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摄影＼耿耿 癌症的治疗，往往是一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惨胜。 对于正值壮年的幸存者而言，抗癌战役或许只占人生一瞬，但硝烟散去后，满目疮痍的战场才是真正的考验。 最直接的冲击往往无关生死，而是如何重新安放那副残缺的躯壳。体能衰退、感官障碍、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复发风险……他们必须在生存的硬道理与生活的细碎日常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有人选择隐遁，有人换个江湖继续闯荡。而张国良，是那个带着伤痕、在余生中试着走得更稳的幸运儿。 10年前，张国良正值人生的盛年，一场止不住的鼻血，将他拽入了鼻咽癌二期的阴影。 “当时我40岁，女儿才10岁，儿子7岁。冲凉时发现流鼻血不止就去看医生，结果查出个‘大头佛’，吓得我立刻把烟给戒了。” 他在国家癌症中心治疗，收费不贵，照护也很好，但是过程十分辛苦。 “又累又睡不着，吃了安眠药两个小时就醒了。”疲惫与失眠令他萌生放弃的念头。 但想起堂上的父母、尽心的妻子与年幼的儿女，那股念头很快被压了下去 “我不想有人为我流泪。我不能就这样走，他们会伤心的。假如只有我一个人，倒也无牵无挂。” 坐在茶室里，国良说话时不自觉地环顾四周，看有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他解释：“我不知道自己的声量大小，怕干扰到别人。”说这话时，他的声音细若蚊蚋；待我怔了一下，他才猛然提高音量重复一遍。 放疗后的副作用，令他的耳咽管变得狭窄、听力受损。但他不愿戴上戴久了令耳朵疼痛的助听器。这些年来他习惯了与人交流时通过观察对方的神情与反应来拼凑缺失的语义。 新冠疫情期间，人人戴上口罩避疫，口罩遮住了口型，难以听清，他的世界变得更加模糊，只能努力侧过头，将一边耳朵尽量靠近声源。他正考虑做耳咽管扩大手术，以能重新听清楚自己的声音，再像从前那样享受唱K的乐趣。 另一后遗症是耳朵容易发炎，“我很小心照顾耳朵，冲凉洗头时不忘戴着耳塞，不然进水发炎又要花钱看医生。” 我很幸运 遇见好老板 他每三个月到公立医院复诊一次，半天就能搞定，也不必另外申请病假。 “因为我从不拿年假，老板也不跟我计较病假！“说完即笑了笑。 “当年我医了两个月、休息两个月，老板给了我四个月的有薪病假。”国良原本从事铝建材业，曾是跑工地、熬加班的得力助手。复工后，体力大不如前，稍一走动便气喘吁吁，再也不适合在沙尘满地的工地监工。老板体谅他的处境，将他调到管理岗位，负责实验室的检测和工作排期。国良也不负老板的关照，多年来兢兢业业。 国良自嘲是个“幸运的人”，在现实的职场丛林中，罹癌往往意味着被淘汰，但他遇见了贵人。 “我十分幸运，老板很好，派我做其他事，能配合公司的利益，自己也做得来。” 癌症是一种病 不必看得太严重 对于癌后的转变，无论是身体上的或职业上的，国良都泰然接受。 这种良好的心态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泰然，他也曾消沉，后来他参与慈济的癌友活动和加入脸书上的互助小组，才发现自己并不孤单。 “患癌的人那么多，但生活还是要过的，你看我们的前首相慕尤丁，患了胰脏癌还做了那么多大事。癌症其实就是一种病，不必看得太严重。想做什么就去做，不必被它限制。” 后遗症带来的种种不便，国良都想办法一一克服。公司的规模不大，同事们都知道国良的情况，和他说话会提高声量，为此，他甚至练就了一套“幽默防卫机制”──与客户开会时，怕听不清提问，他就抢先发号施令：“我就一口气一直说、一直说，把别人可能问的问题全都先说完，哈哈哈！”但笑容却因为放疗导致的张口受限而显得有些拘束！ 治疗时求活命 痊愈后却想要更多 今年50岁的国良，心里悬着一块石头。他还不能退休，也希望老板别太早退休。他轻叹了一口气，说：“他退休后我就不能做这行了，不可能和新公司说我不跑工地只待在办公室，别人请你是解决问题的，我又不是专业的工程师。希望老板给我多几年的时间，等我的孩子长大一些，负担轻一些。” 当然，他也做好万一的准备，盘算着到时可以去开Grab，这工作只需用手机接单，不必面对面和人交谈，加上太太也有工作，应该足以应付日后所需。 他自嘲人心不足，治疗时只求活命，痊愈后却想要更多。事实上这也只是一个幸存者最朴素的生命追求。 其实像他这种年纪的幸存者，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健康是不够的，得在生存与生活之间取得平衡。 治疗初期五年 严格忌口守住防线 每种癌症对身体的杀伤力不同，鼻咽癌早期五年存活率高达90%，这在医疗数据上是令人欣慰的胜利；然而，对于国良与众多幸存者而言，却也得无奈接受不危及生命却妨碍生活的后遗症，比如放疗夺走了口鼻的水分。 国良在国家癌症中心寻求中医调理，费用不贵。但是张口困难、头颈僵硬这些毛病只能靠锻炼来改善。 谈起这些时语气平淡，甚至带点自嘲的幽默。 “我算很幸运了，口腔不会太干，不必依赖那些昂贵的特殊牙膏或漱口水，每天一次的洗鼻程序已是日常。” 比起那些因口腔极度干燥而必须“一口饭、一口水”艰难吞咽，甚至终身只能与流质食物为伍的人，国良确实是受命运眷顾的一方。 其实在治疗初期的前五年，他也活得像个苦行僧般自律，严格忌口，谨守着那一条隐形的安全边缘。直到跨过五年大关，紧绷的神经才稍微松动，如今只求营养均衡、心情开朗。 疫情期间居家办公，他甚至放纵自己吃了不少冰淇淋，一不留神胖了好几公斤，说起这段往事，他笑了——那是一份平凡人的、关于“口腹之欲”的幸福感。 慢下来不着急 与紧绷的灵魂和解 抗癌后的国良，开始在书本中寻找病因。最后他发现，病根或许不在遗传，而在于那颗始终“着火”的心。 “我觉得是压力造成的……我是个很心急的人，吃东西很快，做事也很急切，对面的屋子着火我也会焦虑到发噩梦。所以我要学习放松，别那么容易紧张。” 如今，他依然认真工作，但学会了“撤退”。他不再像从前那般拼命，按时吃饭、规律慢跑，在慢步中练习与紧绷的灵魂和解。 从前他喜欢打羽毛球，但康复后的身体像是一台老旧的引擎，半场球赛就足以让他气喘吁吁。当年听闻李宗伟宣布罹患鼻咽癌时，国良心里就有数：那是羽坛传奇的终章。果然治疗结束后不久李宗伟就宣布退休了。 “顶尖运动员尚且如此，何况我这个普通人？”他语气中带点现实的通透，“李宗伟有钱可以退休，我不能，我还有房贷要还。”这份务实，反而让他更有力量站稳脚步。 怕与不怕之间 是爱的力量在支撑 谈到幸存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害怕复发吗？国良给出了一个充满禅意的答案：“怕，也不怕。” 他怕爱他的人伤心，但转念一想，人终须一死，比起猝不及防的心脏病或车祸，癌症至少给了人们缓冲的时间，去安排后事、去和亲人好好告别。想通了死生，恐惧便缩小了。 这场与鼻咽癌的搏斗，令国良失去了一部分听力、体力，再也无法享受唱歌和打羽毛球的快意，然而，他细数清单时，看到的却全是获得：太太始终如一的守候、老板的体谅与信任、耐心聆听的医生。 “我没有失去尊严，也没有失去工作。”这对他而言，已是最大的丰盛。 这一切，令他感到无比感恩。 如今的国良，依然在回诊与锻炼中前行。他知道前方的路未必平坦，但带着这份“幸运”的觉察与感恩，他已准备好迎接每一个如常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