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愿以基本自由换取微小、暂时安全感的人， 既不配拥有自由，也不配拥有安全。”——富兰克林。 当读到吉隆坡将部署一万台人工智能 CCTV 的新闻时，我下意识直冒冷汗，并想起富兰克林的上述名言。 有些人或许会认为这种反应是小题大做，引用富兰克林的名言也显得有些危言耸听。对他们而言，部署如此大规模的人工智能 CCTV，是一座智慧城市不可或缺的装备；更何况，它的确起著维护治安与监督交通的功能。 然而，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并不是城市里“多了很多镜头”，而是这些镜头背后接上了人工智能。AI 改变的不是监控的数量，而是监控的性质——它正在把公共空间转化为一个可被持续分析、排序与预测的系统。 传统 CCTV的影响力，长期受限于人力与时间。影像需要被调取、回看、比对，现实中只会在特定案件、特定时段被使用。这种高成本反而构成了一种“摩擦式保护”；大多数人即使被拍到，也不会被持续追踪。但 AI 技术几乎彻底消除了这层摩擦。人脸识别、行径分析与自动标签，让每一个路人都可能在系统中留下可被搜索、重建与评估的轨迹。 重新理解个人自由 这迫使我们重新理解“个人自由”。在一个所有行动都可被即时识别与长期保存的城市里，自由已不只是“不被逮捕”，而是是否仍然存在“作为路人甲乙丙丁而不被持续监督”的空间。 更关键的是，AI 让监控从“个案导向”转向“群体筛选”。 过去，监控用于调查已经发生的事件；如今，它可以事前对整座城市的人口进行风险评分。这至少带来两重危险：其一，算法偏差可能因训练数据中的族群与阶层不平等，放大对特定群体的误判；其二，“可疑”的标准不断被扩张——你去过哪里、参加过什么活动，都会被默默累积，最终形成一套你无法看见、也无法申诉的“风险画像”。 在这样的情境下，比例性审查若只停留在“政府有没有权安装 CCTV”，显然已经失焦。真正的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权，对全体市民进行持续、预防性的行为监控？ AI 还正在打破“数据孤岛”的假象。当 CCTV 影像与车辆登记、出入境记录、税务资料，甚至电讯与电子钱包数据被整合，原本看似低敏感度的信息，就会拼接成极其完整的个人画像。 在政府部门享有数据保护豁免、跨机构共享边界不清的现实下，“合法使用”与“越界监控”之间的界线正变得愈发模糊。 与此同时，现行以“告知—同意—特定目的”为核心的数据保护逻辑，在 AI 监控面前几乎失去意义。 你不可能对每一个经过镜头的市民取得真正的同意，也无法确保今天为了治安而收集的数据，明天不会被用于商业分析、行为评分，甚至政治评估。将一块“此处已安装 AI CCTV”的告示视为知情同意，更像是一种法律形式，而非实质保障。 最深层的影响，是寒蝉效应的制度化。当人们意识到自身在公共空间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精确识别并长期留存，示威、结社与交往，都会在心理上被贴上“会被记录”的标签。自由并非一夜之间消失，而是在这种无声的自我审查中被逐步侵蚀。 因此，在 AI CCTV 时代，AI 已明目张胆地重写了监控的速度、规模与权力结构，也迫使法律正视：是否需要更严格的比例性测试、算法透明义务与独立监管。 否则，我们迟早会发现，富兰克林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真知灼见。 （光明日报／评论．作者：许文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