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0日讯）睦达党（MUDA）麻坡国会议员赛沙迪揭露，当权者正肆无忌惮地利用“胡萝卜与大棒”威逼利诱国会议员，因此他说政府若无法在来届大选前通过“律检分权”修宪案，那么政治改革在未来5年内将彻底沦为空谈。
他以自身经历为例，指当年因不赞同“喜来登政变”而遭反贪会针对，在长达一年半的调查期内，每逢国会关键表决，反贪会就会“准时”现身。
指官员威胁要起诉父母
“官员甚至不在总部录供，而是约在外面餐厅以极其不正当的方式暗示提控，甚至威胁要起诉他的父母。
“不听话就用执法机构查你，甚至威胁起诉你的父母！”
赛沙迪今日在大马律师公会举办的“律检分权：能否实现独立、问责制和法治？”论坛上指出，当权者手中过度集权，导致他们能轻易将国家机器当作政治筹码。
他说，所谓的“胡萝卜”，是高达2000万令吉的利益诱惑，包括献议政府相关公司主席高职，以及每年400万令吉的选区拨款。
“一旦利诱无效，他们就会挥舞‘大棒’，直接指示警方、反贪会、内陆税收局甚至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等执法机构对你展开无休止的调查。”
赛沙迪说，若在调查中找不到把柄，执法机构就会把黑手伸向议员的家人，甚至直接对家属放话：“叫你儿子跳槽啦，否则调查不会结束。”
议员妥协案件销声匿迹
他说，更令人心寒的是，只要被调查的议员妥协“跳槽”，案件便会瞬间销声匿迹，如2020年一名前部长涉嫌资金问题，以及2021年初一名巫统议员因不支持时任首相而遭调查，两人都在转换阵营后双双脱罪。
他感叹，这并非单一首相的问题，而是制度本身的腐败—当权力高度集中，任何当权者都有滥权巩固地位的诱因，唯有去集权化，让首脑无法直接下令“提控”或“撤案”，才是治本之道。
“我希望在全国大选来临前，律检分权的改革至少应该做到去集权化，以及拥有相关的司法专业人士，对律政署进行制衡与监督。”
他说，落实《政治献金法》是迫切需要的改革，但他永远无法忘记某位领袖曾对他说过的“真心话”：“沙迪，当时提政治献金法只因我们在野，现在执政了，我们政党依然缺钱；反观前朝执政数十年，随便变卖资产就能筹集5亿令吉。
谢依琳：表罪成立案DNAA不合理
“这番话赤裸裸地凸显了政客在朝在野的双重标准。”出席者包括大马律师公会主席阿南德、大马人权委员会委员茉丽莎、独立政策战略顾问玛哈等。
大马律师公会前主席谢依琳以不点名方式，指出若一宗案件已表罪成立、审理了77天、传召了15名证人，甚至被告已上庭自辩，总检察署却突然以“需进一步调查”为由申请释放不等于无罪（DNAA），这是极度不合理的。
“1年后案件往往直接以无进一步行动（NFA）结案，这些都是法治崩坏的强烈警讯。”
饶兆颖：检控权成政治工具
安盛专案召集人饶兆颖指出，2018年政权交替后，前财长林冠英的案件仅凭一纸无人知晓内容的陈情书便遭撤控。
“无论谁做政府，总检察司拥有的绝对检控权都已沦为当权者的政治工具，唯有依据明确的指南行使独立检控权，才能杜绝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