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庇2日訊）查拉凯琳娜出事前一晚在A3-6宿舍房与舍友们的冲突，相信是压倒查拉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查拉的情绪失去正常因应机制。
自杀通常非单一原因
法医精神科专科医生蔡诗鸿医生指出，风险因素的存在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自杀行为出现，人们很容易将自杀归咎于单一原因，但事实上自杀很少是由单一因素所造成。
他在验尸庭供证时指出，大多数情况下，自杀都是因多种脆弱因素，包括急性不稳定因素，以及缺乏适当的支持和应对机制共同造成的结果。
他相信，查拉的情绪因应机制主要来自于寻求同伴们的支持与互动、写日记，以及一定程度的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在A3-6宿舍房的冲突事件后，我认为查拉失去她通常的应对机制。”
朋友没安慰造成心理创伤
证人表示，他在翻阅文件及访问证人后，多名证人证实查拉在冲突后，返回A3-5宿舍房时情绪极度低落，其中一名证人甚至形容查拉看起来很悲伤。
他说，查拉生前非常重视与朋友之间的交流，在当晚的冲突后，查拉的朋友没有过来安慰她，这已对查拉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
针对验尸庭事务官菲鲁兹质询A3-6宿舍房冲突是否是造成查拉坠楼的唯一原因，证人表明本身不认为这起事件是单一因素所造成。
但他强调，A3-6宿舍间冲突无疑是整起事件的导因和促成因素。
“这起事件（坠楼）可能发生在其他任何时间及任何情况下，也可能存在其他不稳定因素，但若没有A3-6宿舍房事件，就不可能在那一天发生（坠楼事件）。”
自杀不应仅归咎精神疾病
证人也重申，自杀是复杂且受多种因素所影响的行为，将所有自杀行为归咎于可诊断的精神疾病是不准确的。
他说，就死者查拉而言，冒险及诱发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生活压力、负面的自我认知、感知的霸凌、学业成绩不佳、电子烟使用史、愤怒或攻击性言语、非自杀性自伤、父母分居、与父母冲突、社交敏感度、忧郁症状、行为问题和死亡欲望。
“必须强调的是，死者在进入宗教学校之前，就存在多种自杀风险因素。”
证人指出，这些具体的自杀风险因素包括非自杀性自伤、父母离异、与父母冲突、社交敏感度、愤怒或攻击性言语、电子烟使用史以及死亡愿望。
他解释，其他的诱发因素包括被审问压力和孤立感，以及长期睡眠不足和因巡察员的提醒而感到失望。
更了解死者事发前状况 “新证人供词加强自杀论”
蔡诗鸿形容，第65名证人的供词是极为重要，足以进一步加强他们认定查拉凯琳娜的死因是倾向自杀的结论。
蔡诗鸿在验尸庭供证时指出，他在评估查拉精神鉴定时所访问和翻阅的文件，没有第65名证人的供词，该名证人的供词对他们而言是新的证据。
“她（证人）提供的讯息让我们更接近真相，也让我们更清楚了解死者在事发前的精神状况。”
他是在验尸庭事务官菲鲁兹的要求下，当场花了约5分钟翻阅第65名证人的证人供词后，向验尸庭这么表示。
第65名证人是查拉的学姐，相信是查拉出事前最后一名见过查拉的学生，因供词之前未被记录，没有被列为证人，直至今年才重新录口供，在本周二及三出庭供证。
“清楚知道三楼跳下必死无疑”
蔡诗鸿指出，证人供词中提及看到死者眼睛红肿和抽泣中，亦明确提到死者曾提及“我要跳下去”（saya mau terjun）。
“在我看来，一个13岁且智力正常的青少年应该知道（从三楼）跳下去就意味著必死无疑。”
“更何况证人也间接地告诉死者，‘你以为跳下去后可以上天堂吗？’（Kau ingat kau masuk syurga kalau kau terjun），说明证人间接告诉死者跳下去会死。”
他重申，在翻阅第65名证人的供词后，他坚持原先对查拉精神鉴定的结论，即查拉的死因符合自杀的倾向，该证人的供词也进一步加强相关结论。
心理解剖 最适当方法
此外，针对以蔡诗鸿医生为首的3人精神鉴定小组的任务，蔡诗鸿表示，他们团队涵盖儿童及成人精神科医生，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可以让整个评估过程更全面，也更具优势。
他说，他们认为心理解剖（Psychological Autopsy）是协助验尸庭完成死因研讯目标的最适当方法。
他补充，他们所撰写的报告主要集中在查拉凯琳娜自杀的可能性，以及若自杀属实，可能会发生在何种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