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16日讯）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暨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拿督黄子坚认为，日本应对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作暴行作出整体性道歉，并作出承诺，不会再度重蹈战争覆辙。
“我们看到还是有日本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其中不乏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幸好这些人还是少数。
“日本至今未就二战暴行作出真正的国家道歉，也没有任何的立法动作对付轻易提起二战的人，这一点日本没有做到。”
他今日在“捌拾追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二战在马来西亚的纪念与追思”的主题演讲时，这么说。
南侨机工是抗战史不可磨灭一页
“历史真相不容抹灭，国家也有国家必须肩负的责任，唯有正视真相，才是对祖先与后代最好的交代。”
针对世界各地至今仍有战争冲突的局面，他认为，人民应该从战争中汲取教训，重要的是从战争中学习到了什么，并始终秉持着和平的理念。
黄子坚强调，二战期间南侨机工的出现是华人抗战史中不可磨灭的一页。若当年没有3200名南侨机工奔赴前线，无惧牺牲守住运输线，战争形势将更为严峻，更多同胞可能丧生。
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月前访马时特别提及南侨机工，充分肯定了这一段跨越国界的历史贡献，体现了“民心相通”的价值，也让海外华人和华侨的牺牲与奉献再度受到关注。
黄子坚呼吁，政府和教育界应推动更多学校参访南侨机工馆，甚至将南侨机工纪念碑作为历史教育的一部分，带领年轻一代直面历史，理解和平的可贵。
官方与民间纪念存在巨大“裂缝”
“我们到底在纪念谁？英雄？军队？还是人民？”
黄子坚点出，马来西亚的二战纪念存在巨大“裂缝”，即官方纪念与民间追思，走在两条几乎平行的轨道上，至今未曾真正交汇，以至于马来西亚的二战纪念至今仍是挑战。
“我们需要问自己，要不要弥合这条裂缝？要不要整合不同族群关于二战的记忆？如果不去做，国家认同与团结的问题，恐怕永远无法真正解决。”
他说，马来亚的二战战场始于1941年12月7日日本登陆哥打峇鲁，但在官方纪念中，却被“套用”了欧洲战场的时间框架；而定于7月31日的“英雄日”反映的是军队的牺牲，而非因战争蒙难的普通人民。
“昨天我们去祭拜了3座纪念碑，纪念蒙难的华侨、被屠杀、抗日的人民。官方纪念着‘英雄’，民间追思着‘人民’，这就是马来西亚二战纪念的巨大断层。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也就是马共的部队，在抗战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因为之后理念与政府有所不同，他们的故事在历史中几乎消失。”
他说，目前马来西亚各州共有135个纪念碑，各界应合作记录并保护所有二战纪念碑，并且建议，国家应投入资源维护纪念碑，将民间纪念成为国家纪念，以教育下一代更加完整的国家历史，培养国家认同。
上述研讨会由吉隆坡广东义山及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主办，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及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为协办单位，星洲日报为媒体伙伴。
游国龙：在台湾马来亚大屠杀 日治是“异己歼灭”皇民化改造
中国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心理文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游国龙指出，无论是马来亚还是台湾，日本统治并非殖民统治，而是“异己歼灭”的“皇民化”改造。
他今日是在“捌拾追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中，针对“日本在台湾与马来亚的大屠杀比较研究：异己歼灭型集体屠杀的视角”演讲时，这么说。
他指出，台湾云林大屠杀发生在1896年，日军仅在两个月内便将斗六一带“连根拔起、寸草不留”，约10余万人惨遭屠戮；而马来亚大屠杀则发生在1942年，以“肃清”为名，造成至少10万人死亡。
“这两场屠杀相隔46年，但手段与逻辑惊人一致，一边是全面烧毁村落、不留活口；另一边则是以‘肃清’为名的系统性屠杀。”
不是“种族灭绝”而是“异己歼灭”
在分析两场屠杀的性质时，游国龙认为，日本屠杀华人的模式，并不完全符合“种族灭绝”的定义，而更接近日本独特的心理文化现象，即“异己歼灭”。
“日本社会到军队文化充斥着为了维持集体一致而进行的暴力排斥。若有人不参与屠杀，反而会被孤立，甚至受罚。”
至于两地历史的后果，他说，在马来亚，人民至今仍对日军残暴记忆深刻，集体态度普遍抗拒；反观台湾，在半世纪的殖民统治与“皇民化”改造下，却出现部分人认同日本，甚至为日本辩护。
同场进行论文发表的学者还有新纪元大学学院教授文平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首席研究员兼华商文化馆馆长陈丁辉和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中文系系主任暨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博士何启才。
上述研讨会由吉隆坡广东义山及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主办，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及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为协办单位，星洲日报为媒体伙伴。
杨博耀：研究马来亚二战史 借镜历史 警示未来
“历史不应成为尘封的过往，而应成为警示未来的镜子。”
吉隆坡广东义山主席杨博耀说，“捌拾追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吉隆坡广东义山首次与多所大学携手合作，通过收集不同的文献与资料，从学术的角度深入探讨二战时期马来亚的历史背景。
他今日在研讨会开幕仪式上致词时指出，举办研讨会的目的在于让更多人能够深入了解二战时期马来亚的情况。
“无论是来自马来西亚本地，还是世界各地，只要对马来亚二战历史与遗迹怀有兴趣，都能借由此次研讨会得到启发，进而鼓励更多人进行研究、发掘与探讨。”
他表示，此次研讨会邀请到来自中国、台湾、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本土的杰出学者，他们将就日军占领时期、抗日战争以及平民生活等多元主题发表研究成果。
他深信，这些学术交流与讨论将成为推动马来亚二战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他强调，这场研讨会只是一个起点，他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跨领域、跨国界的合作，让马来亚二战史的研究不断延伸与发展，赋予其更强的生命力，并让这段历史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成为永不遗忘的集体记忆。
马中新台学者研讨分享
上述研讨会由吉隆坡广东义山及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主办，马大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及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为协办单位。
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拿督黄子坚及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陈鸿瑜是研讨会的主题演讲者。
除了两场重量级演讲，研讨会还邀请了13位来自马来西亚、中国、新加坡及台湾的学者。
出席者包括吉隆坡广东义山副主席李振光、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院长张晓威和副院长陈中和、拉曼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陈明彪、骆世俊、关启匡、马大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中文系系主任何启才、历史系高级讲师陈妙恩、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研究系教授文平强、东南亚学系和中文系教授廖文辉、南方大学学院中华语言文化学院助理教授暨全球华人学系系主任莫家浩、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助理教授郭宗华与黄家仪硕士生、文史工作者李永球、郑昭贤、中国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博导兼云南省侨联南侨机工暨眷属联谊会顾问夏玉清、中国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暨心理文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游国龙、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首席研究员兼华商文化馆馆长陈丁辉及台湾淡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琮渊。
陈鸿瑜：推翻西方殖民统治 日侵点燃东南亚独立火种
陈鸿瑜指出，日本在短短半年内推翻了西方列强长达300年的殖民统治，虽以“大东亚共荣圈”名义进行侵略，却无意间点燃了东南亚民族独立的火种。
他今日在“东南亚卷入二战及其影响”主题演讲中表示，日本自17世纪采取“锁国政策”，但并未完全隔绝与外界的交流，特别是与荷兰的科学与知识往来。
明治维新后对外扩张
他指出，美国舰队于1853年迫使日本开国，此后日本迅速进行学习与改革，并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确立中央集权体制，积极向西方取经。
“学者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推动日本全方位的现代化。结果，日本在甲午战争击败清朝，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并逐渐吞并朝鲜，最终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他表示，中国清末改革失败后，进入了动荡时期，而袁世凯之死导致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陷入内乱。孙中山虽试图革命，但力量不足，只能依赖苏联支持，促成国共合作。然而，国共最终分裂，中国陷入内战，使日本有机可乘。
他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并不断南下扩张，最终全面侵华。尽管国民政府退守四川，仍依赖滇越铁路与外界维系补给，日本因此意图切断这一战略通道，并进一步渗透东南亚。
东南亚资源丰富成目标
对于东南亚为何成为日本的目标，陈鸿瑜强调，东南亚蕴藏丰富的战略资源，尤其是石油、橡胶和锡矿，这些资源主要由英美荷控制。
他说，日本在战争初期通过外交手段向荷属东印度索取石油，但遭美国和英国制约，谈判破裂后，日本唯有以武力夺取。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发动南进攻势，迅速攻占菲律宾、马来半岛、印尼、缅甸及越南等地。
日占领期间各国局势复杂
他表示，在日本占领期间，东南亚各国呈现复杂局势。缅甸在日本扶持下于1943年宣布独立，菲律宾与印尼也先后建立政权，越南、寮国和柬埔寨同样被迫成立“独立政府”。
他透露，部分国家对日本心存感激，因其帮助驱逐西方殖民者；但菲律宾等地因美国已承诺独立，反而不接受日本的“解放”。马来半岛的马来人多与日军合作，而华人则坚决抗日。
“泰国则在外交上灵活操作，一方面与日本合作收复失地，另一方面暗中与中国及盟军接触，为战后地位谋求保障。”
他指出，日本在极短时间内推翻西方长达数百年的殖民统治，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虽然本质上是殖民掠夺，但却在客观上激发了东南亚民族主义的觉醒。
他说，越南与印尼在战后相继掀起独立战争，经过多年浴血奋战，最终摆脱法国和荷兰的统治。日本虽未能真正建立共荣圈，却在无意间点燃了东南亚国家追求民族独立的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