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王萌翔
1974年馬中建交，許多論著都是從馬中兩國官方互動的框架或角度來探討這些互動如何在1970至1974年間促成兩國的建交，然而卻忽略了我國華社在馬中互動當中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在馬中建交之前，開啟民間渠道讓兩國關係邁向正常化的關鍵性人物是祖籍福建南安的我國橡膠業鉅子李引桐，李引桐開拓社會文化互動，接著再由被形容為馬來西亞“基辛格”的丹斯里曾永森，以銀球傳友誼和非官方會談等其他社會文化互動，最終輔助了馬中官方的互動，達成了1974年歷史性建交。
社會文化互動
喚醒兩國關係
馬來西亞理科大學人文學院歷史部高級講師陳是呈博士接受《光明日報》訪問時指出，從1970到1974年間，以李引桐和曾永森為代表的幾位華人，以及一些華團和個人的活動，試圖探討我國華人怎樣通過社會文化互動來促成馬中建交。
“由此可見，民間渠道或跨國社會文化互動與官方渠道是相輔相成的。社會和文化互動不僅喚醒了沉睡已久的馬中關係，最後還迎來了兩國政府和人民的雙贏局面。”
1950年代就有商業來往
“海鷗集團創辦人陳凱希曾指出，李引桐因從事樹膠的商業活動，早在1950年代就和中國有商業來往。”
“在1954年新加坡首席部長馬紹爾率領的考察團中就有李引桐。1955年他成功地在馬新兩地組織華僑工商代表團訪問中國，受到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何香凝、全國僑委主任廖承志的接待。”
“隔年，李引桐也組織了新馬工商考察團到中國訪問，獲得周恩來的接見。之後在文化大革命動盪時期，他還頻密往返中國，這使他這一介華商不僅瞭解中國政經情況，也和中國政界重要領導人建立起密切的私人關係。”
“而在我國，李引桐在1960年代末因慷慨解囊，出資解決由敦拉薩帶團參加日本大型世界運動會團隊的財政困難，而與敦拉薩建立起良好交情。”
“李引桐在兩國政界建立的關係，無疑為他之後為馬中關係穿針引線打下了厚實的基礎。”
隆發生大水災
赴華請求捐款
陳是呈說，1970年末，剛上任首相的敦拉薩對中國的立場有了和解的態度。隔年1月，吉隆坡發生大水災，李引桐藉此機會通過民間渠道重新聯繫馬中關係，他以個人身份到中國請求中國紅十字會捐款賑災。
“在冷戰期間，馬中在無正式外交關係的情況下，李引桐成功與敦拉薩達成共識，使得中國政府最終通過非官方渠道的中國紅十字會在2月向我國災區提供50萬元人民幣捐款。”
紅十字會捐50萬人民幣
他說，中方伸出的友誼之手，對我國政府產生了很大的心理效果。由李引桐帶頭牽引的這些民間互動似乎開始為冰封已久的馬中關係解凍。
“因此，敦拉薩在該月便表示在不干預內政的原則下，隨時願意與任何國家，包括中國建立邦交。”
“隨着敦拉薩的善意回應，同年3月雙方的互動更提升到文化互動的層面。當時我國華團少壯派杜志昌和趙燊儒認為可嘗試邀請中國一些民間外圍組織到國內演出，這不但可以為水災災黎籌款，也可為兩國恢復建交打頭陣。”
“他們想到了香港長鳳新（長城、鳳凰、新聯）左派影星，可組成銀星藝術團來馬義演。當時適逢馬華公會在該年2月7日發動華人大團結運動，時任馬華總會長陳修信也認為可通過此演出，激起華人的民族情感，從而把華社左派力量整合起來。”
挺中進聯合國
反對兩個中國
陳是呈說，馬中關係隨後從文化互動的成功，又提升到其他社會互動，如非官方貿易的互動。我國政府於同年5月間派出東姑拉沙里率領的非官方19人貿易代表團訪問中國。
“團員中除了李引桐，還有多位華商如李潤添、莊漢良、黃榮煌、林鵬壽、呂尚柱等，顯示了國內華商積極參於馬中的貿易互動。”
19人貿易代表團訪中
他道出，東姑拉沙里當時向周恩來轉達了敦拉薩的意見，也就是馬中建交的時機已到，可採取3個步驟，即首先進行民間交往，增進瞭解；其次，發展雙邊貿易；第三則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周恩來表示同意對方的建議，認為只要我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與台灣當局斷絕官方關係，中國將邀請敦拉薩來華訪問。
他說，民間色彩體現在非官方人物的李引桐，在乘坐代表團飛機返回都門吉隆坡後，走在代表團前頭，帶領着張光斗等團員，顯然他已從幕後走到幕前。
“之後，敦拉薩對代表團表示，政府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不搞‘兩個中國’，至於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應由中國自己解決。”
他說，1971年8月，敦拉薩重申大馬政府支持中國進入聯合國之立場，反對兩個中國的概念。
改變對中態度
爭取華人選票
馬中在即將進入實際建交時，敦拉薩正籌劃1974年大選，李引桐曾為敦拉薩分析要爭取華人選票，其中可行的是改善對中國的態度，與中共高層商談建立關係。
“其實，李的建議也符合敦拉薩的意願，因他可通過此舉解決華社問題，消除其政權反華人的形象，拿回1969年流失的華人選票。”
陳是呈說，實際上，當時中共內部認為沒必要跟早些時候反共的外國領導人如敦拉薩談判，而李引桐曾身負重任，到北京與軍委總政治部聯繫有關大馬欲與中國展開建交談判，並最終獲得周恩來和毛澤東的批准。
“在馬中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下，一個大馬華商李引桐被委任為馬中建交聯絡代表，並在馬中邁向建交過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說，李引桐以民間身份在幕後操作國家關係邁向正面的方向，使他在1993年6月5日獲得中國中央軍委授予“一等功臣”榮譽稱號，並頒發一枚國家一級和平勳章，表彰他在馬中建交中所做出的貢獻。
展開乒乓外交
曾永森提建交
陳是呈說，曾永森在1970代時是敦拉薩一手提拔的政治新星，更在1973年升任為特別任務部長，為馬中建交進行某些聯絡與商談工作。
他說，身為政治人物的曾永森基於身份特殊，多次以非官方或民間渠道，通過社會文化互動，尤其體育交流，對中國進行訪問或會談。
曾永森任特別任務部長
他指出，我國1972年10月支持中國入聯後，中國隔月投桃報李，邀請我國乒乓隊到北京參加亞非乒乓邀請賽。時任大馬乒乓球總會會長的曾永森和馬乒隊團長阿都卡林帶隊參加。
“馬中兩國開始了銀球傳友誼的乒乓外交。敦拉薩當時以大馬奧林匹克理事會會長身份，托曾轉交一封信給周恩來，對中國邀請大馬參賽表示感激。”
他說，曾永森和隨團的外交部官員藉此良機與中國外長姬鵬飛提出討論建交的可能性，會談成為實質建交的“觸角”。曾還指出他是第一個與姬鵬飛談起馬中建交問題的大馬人物。
他指出，接下來的1972年和1973年，頻繁的馬中民間往來，與逐漸升溫的官方訪問兼會談相輔相成，為馬中關係正常化奠定了基礎。
華人地位問題
談建交曾中斷
陳是呈指出，1973年6月，我國與中國代表在紐約商談建交。實際上，兩國官方在這兩年建交會談中並非一帆風順，遇到了我國華人公民權問題。
“根據我國憲法，除了公民以外，還有永久居民與非公民的存在。在這3種類別裡，華人佔了相當的數目，使得整個馬中建交討論過程中，有關華人地位的問題成為重要的課題，一度沒有諒解而在1973年宣告中斷。”
向華解釋恢復談判
他說，曾永森便在當年8月與中國討論解釋後，最終取得諒解，會談1974年初再度恢復。
“不過，敦拉薩在1974年1月指出，馬中建交談判已達完成階段，並在2月再次提到建交細節問題大致已經解決。可是，當談判即將水到渠成，雙方準備起草聯合公報之時，卻又遇到我國10多萬非公民華裔中，持紅色身份證永久居民的華裔地位問題。這是因為在傳統上，中國憲法不承認雙重國籍。”
因此，他說，曾永森於1974年3月再次通過非官方渠道在香港與中國代表談論有關問題。他在商談中把問題解釋清楚，並提出一項建議，即由持紅色身份證的我國華人自由作出選擇，如果在馬中建交後往中國駐馬大使館登記者，將成為中國公民，反之，將是我國公民。
他說，馬華積極參與的非官方社會文化互動，最後為馬中建交帶來了決定性進展。
“1974年3月下旬，曾永森率領一支代表團出席在斯里蘭卡舉行的亞洲遠東經濟會議，在那裡跟中國代表團團長黃明達達成了敦拉薩於當年5月28日訪華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