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綺霞（《信報》）
日本#MeToo運動代表人物伊藤詩織，是當地首個公開指控加害者的性侵倖存者，而加害者，正是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御用記者”山口敬之。傳媒人出身的伊藤遭媒體冷待，警察處事溫吞，即使法院頒下逮捕令，卻因為警察高層一句話而取消。不甘就此被消聲，伊藤不惜披露自己真實身份，承受無數指摘和死亡威脅，一次次講述和揭露自己傷疤，展現如大衛挑戰巨人的勇氣，最終憑民事勝訴，取得遲來的公義。
最近她將這數年來的心路歷程剪輯成紀錄片，展示出背後脆弱無助、深受創傷困擾的一面。“人們總說我很堅強，其實並非這樣，我有時也很脆弱，這是正常的。我想告訴大家，即使脆弱亦沒關係，最重要是願意傾訴，或是分享。”
性侵事件發生距今已九年，這九年來，伊藤詩織一直與傷痛共存，她坦言：“每天都思考如何生存。”有權勢者企圖用謊言掩飾惡行，用各種方法令她屈服消聲，唯有一次次講出經歷，才能讓她保持清醒，對抗一切添加在她身上的污名，縱使這是痛苦的過程。
早前，伊藤執導的紀錄片《黑箱日誌》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的亞洲首映；影片記錄事件發生後警察、司法與行政體制、傳媒等，如何形成一堵堵高牆，阻擋她為傷痛尋求公義。“我知道這是讓人不安的電影，很感謝入場的觀眾。”
當年她是個充滿希望的年輕女記者，在紐約大學攻讀新聞學，於路透社東京分社實習，到處發信尋找在美國工作的機會；時任東京電視台（TBS）華盛頓分局局長山口敬之表示當地有空缺，打算聘請，並相約在餐廳見面商討簽證事宜，原本好酒量的伊藤，卻在喝下數杯後失去意識，醒來時已經身處酒店房間，正被對方強姦。
事件發生後數天，她才鼓起勇氣求助，警察放慢手腳，讓伊藤覺得不對勁，開始秘密錄音記錄一切，自行尋找證據，意外揭開層層黑幕，權力關係千絲萬縷。不但逮捕疑犯前被警察高層叫停，連負責的調查員和檢察官都被中途更換，更安排她與指定的免費律師見面游說她和解，即使在內衣上檢驗出對方DNA，還是不作起訴。
報警求助反覆被勸退
伊藤不甘於被動的受害者角色，成為主動追尋真相的記者和紀錄片導演，訪問當時接載自己的司機，更直接追上警察高層車子，問他為何取消逮捕，對方馬上落荒而逃。民事第一次勝訴後，她甚至出席加害者的記者會，聽取他上訴的理據和對事件的詮釋。
親自執導，伊藤坦言事前經過一番掙扎。“話題太敏感，而我更是主角，或許觀點會很不平衡，但過去有太多由他人轉述的倖存者故事，我對此有點厭倦，希望藉此展示給人看，性暴力倖存者亦有自己力量。”
亞洲厭女文化根深柢固，責怪受害者思維普遍，發聲未必得到支持，如果對方是有權有勢的上司，更會影響自己職場前途。
她報警求助時反覆被勸退，說她從此不能在行業立足，即使她勇敢受訪，多間日本傳媒反應冷淡，路透社同事想報導時被高層叫停。
準備召開記者會前，外國記者俱樂部以“太敏感”為由拒絕借出場地，政府網站勸媒體“自律”，不要接觸這“性質不好”的案件。公開身份後，伊藤和家人被網民起底和攻擊。改從民事進行訴訟，反被對方告誹謗，最終在法院勝訴，才真正鬆一口氣。
從寫書到拍電影，一次次覆述事件，就如重新經歷，雖然難熬，但伊藤認為只要可推動改變，也算值得。“在經歷這些之前我很無知，不知道原來我們一直被嵌入充滿性暴力的環境中。”
揭露真相
招來責難與批評
日本強姦法律已經110年沒改變過，在受害者中，只有4.3%願意報警。受害者如果因為太恐懼或被下藥，沒激烈反抗，加害者只能以“準強姦罪”起訴，堅持雙方合意就有機會脫罪。而合法的性交年齡為13歲，比其他國家年幼，變相讓未成年少女暴露於風險中。在日本公眾場合的性侵屬平常，伊藤小時候曾數度被陌生人非禮，向大人求助卻被輕描淡寫對待。“為何我們社會一直對這種暴力行為視而不見？”
缺乏法規保障，社會不把性暴力當一回事，不少受害人選擇沉默和壓抑感受，伊藤理解和尊重他人的選擇。“每個人都有自己生存下去的方法，在事件發生後，我也勉強假裝一切沒發生，按照約定跟妹妹一起去吃班戟，當我看着她時；心想，如果我保持沉默，或許這個循環永遠不會結束，到頭來她會承受同樣的事。我應該為她做點什麼。”
2017年，日本正值強姦法修正案提交國會辯論，伊藤希望以倖存者身份推動輿論，決定公開露面，事前她已預計到會招來很多責難與批評。“我在日本寫過一篇有關火車性侵害的報導，批評聲音很大；在日本談論性暴力很難，但沒想過這次成為主角後，規模遠超我能應付。”鋪天蓋地的負面聲音替伊藤帶來二次創傷，甚至有人指摘她具政治陰謀，收到多個死亡威脅，她不得不暫時離開日本前往倫敦工作。“身處英語環境，走在街上不會讓我聯想眼前的人會傷害我，感覺安全些。這些威脅一直持續到今天。”
不確定電影上映後是否仍能安全住在日本，去年她選擇搬到德國柏林。“下一個家在哪裏，我還未決定。”但這些都無阻她繼續發聲：“每次分享，我也能聽到其他人有類似的經歷，讓我感覺不孤單。”
表面堅強
多次睡夢中哭醒
伊藤挺身而出後成功推動輿論，合法性行為年齡改到16歲，強姦改成強制性交罪，男性同樣受保障，其他倖存者也相繼公開經歷。回憶一路的艱辛，她嘆：“我選擇的路未必最好、最適合其他倖存者。說出來的成本太大，我們無法推動像美國那樣大型的#MeToo運動，並沒放棄大聲疾呼。”
一路上除了她和身邊人的努力，都有不少願意挺身而出的普通人。例如頂住壓力向她披露調查進度的警察，願意用真名出庭作證的酒店門衛。“不能只要求倖存者站出來，應該多談論性暴力，每個人都必須採取行動。”
對於成為日本# MeToo運動代表人物，她坦言：“我不覺得自己是任何象徵，我不該代表其他人，希望大家能聽到其他幸存者的聲音。”電影展現她人前平靜堅強，背面卻有脆弱一面，她解釋：“我想記下全部的人性面向。”例如朋友說她多次在睡夢中哭醒，家中有什麼風吹草動均大為緊張，看到與加害者相似的禿頭都會驚恐症發作，更數度自殺。電影有她大哭跟父母道歉的遺言，她笑言拍攝時接近昏迷，醒來後已不記得，是剪接師從手機發現，堅持放進去，她掙扎很久才答允。“這是自己曾經歷的現實，我最後活了下來。”
慘遭標籤
做什麼都被審視
這一路上伊藤得到很多支持，可是不斷披露創傷，仍讓她覺得沉鬱。“情緒有高低起伏，只是當中差距愈來愈窄。”電影剛開始剪接時，她甚至不能回看，多次突然倒下昏睡：“好像整個人關機，在任何地方都能睡着，是我無法承受時的心理防衛機制，到差不多完成時，我終能撐住沒睡去。”那一刻如她療傷的分水嶺。“講述自己的故事，讓我找回自己的聲音和力量。”
最難堪時，她和朋友不時苦中作樂，互相取笑，結尾放進她勝訴後在車內高唱I will survive，充滿希望，現實的她仍在痛苦中掙扎，對抗受創後的無助和絕望。“我們都必須活下去。低潮時我會唱歌跳舞，吃辛辣食物和喝酒，依靠?自己的貓。”
自從公開發聲後，她被加上各種標籤，做什麼都被審視，連襯衫鈕扣的高低亦被批評。她透過拍電影重獲話語權，並寫下新書《裸泳》，表示重新出發的決心。“在日本時，我試過在漆黑的水中裸泳，那刻我覺得自己消失了，誰在乎我是誰，是受害者？是詩織？在暗黑的水裏我只是平凡的生物。我決定用這態度過活，永遠自在地游走。”
改變社會
須不斷提高意識
現年35歲的伊藤詩織從小渴望成為記者，作為《獅子王》迷，最想長大後去非洲報導獅子生態。中學時隻身到美國寄宿留學，因為履歷中寫熱愛動物和大自然，獲派到堪薩斯州。“那邊的人都過着封閉的牛仔生活，甚至以為日本是中國的一個地區，原來資訊真的能改造一個人。”
回到日本後，她決心前往美國讀新聞學，透過說故事推動改變，家境不算富裕，最後靠獎學金和兼職完成學業。
才剛踏入社會工作就遭受性暴力，伊藤更覺得尋找和說出真相的重要。“欺騙他人和自己，或許是一個更快的解決問題方法，但從長遠來看，我會付出更大代價。堅守真相，可讓我冷靜應對一切。”記者身份讓她跳出來，站在較遠距離重新審視事件，面對批評。“批評和盲目反對之間有明顯區別，如果只針對事實的桌面上討論，我總能保持開放態度，當涉及到歧視或盲目反對言論時，對方純粹想傷害你而已，回應並沒意義。”
伊藤覺得自己和其他倖存者站出來後，日本的厭女文化更顯露。“現在他們不再像從前那樣大聲發表相關言論，但這些想法仍在人們內心深處，有權力的人仍在利用它滿足私慾。只要我們繼續不斷談論，人們就可以愈來愈意識到它，這非常重要。改變不是一天就能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