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C上訴案】高庭法官宣判納吉表罪成立 律師：是極有偏見的

法漢指出，1950年證據法令第8條文不應該用來揣測納吉在SRC國際公司擁有私人利益。

法漢舉例，根據1952年危險毒品法令闡明，在擁毒控狀下，控方必須證明被告對毒品有監護權與控制權，來證明他表罪成立。

“2009年反貪會法令第23條文也是如此，控方必須證明被告在SRC國際公司具有金錢利益。”

法漢指出，只有證明納吉在SRC國際公司具有金錢利益的前提下，（濫權）行為或促使發出貸款，才能成為考慮因素。

他指出，因此，高庭法官錯誤應用1950年證據法令，在判決時出現誤導。

他說，雖然高庭法官認定納吉控制SRC國際公司，但這不足以證明納吉在該公司具有金錢利益。

“由於證據整體上無法證明4200萬令吉的轉賬是與納吉出席上述2場內閣會議之間的關聯，因此這筆資金不能獲證明為納吉參與這2場內閣會議而獲得的‘賄款’。”

高庭法官莫哈末納茲蘭是在去年7月28日裁定納吉涉及SRC國際公司4200萬令吉洗錢案的7項控狀罪名成立，納吉在去年7月30日針對裁決和刑罰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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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納吉代表律師丹斯里沙菲宜在聆審結束後，向媒體指出，在自辯階段，高庭法官莫哈末納茲蘭突然變得很有分析能力，審查辯方說的每一句話。

他說，在自辯階段，需要看到的是，即使高庭法官不相信辯方的陳述，但如果辯方提出疑點，那麼疑點利益將歸於辯方。

他指出，控方不曾證明被告犯下2009年反貪會法令23條文（濫用職權）罪行以及3項在刑事法典409條文下被控的失信罪行。

他指出，法律要求法官必須採用更有利的推論。

“在控方舉證階段，我們提出控方在陳述中出現的嚴重缺陷（serious flaws ），但高庭法官並沒有進行詳細的審查。”

“法律要求（承審法官）進行最大程度的評估，即對控方證人的可信度、證詞的真實性等進行評估，但高庭法官根本沒有這樣做。”

他指出，在表罪成立的階段，高庭法官的判決是始於4200萬令吉，但在自辯階段時，後者卻指這筆錢並不是納吉獲得的所有利益。

“高庭法官指出，納吉實際上利用職位，開拓SRC國際公司的整個基金，不僅是4200萬令吉。”

他說，高庭法官轉移此案的整個事項。

“如果一個法官在案件進行中改變想法，將會影嚮被告面對的控狀。”

此外，在經過了6天的聆審後，上訴方於今日完成陳詞，明日將由答辯方陳詞。

以拿督阿都卡林為首的上訴庭三司，是在本月5日開始聆審此案。其他二司為拿督哈斯紮娜以及拿督瓦茲爾阿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