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吉隆坡天空一片通紅。 53年啦，任何客觀、實話實說的五一三故事都可拿出來講吧！ 进入5月，想起五一三，想起淡江新村。 在2020年8月疫情期间我到吉隆坡趴趴走，走进一家书店，看到《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雪兰莪：文运企业，2020年），里面收集了19个颇有看头的故事。 回家后细读其中一段叙事，发觉讲到我认识的一位柯姓朋友，才知道他在五一三事件中痛失了两个哥哥。以往我与他交流机会不多，没听他提及这段53年后还有许多吉隆坡人不愿谈及的悲痛记忆。 在1969年我那朋友与家人住在吉隆坡的金马路（今Jalan Dang Wangi）店屋，他的父亲在楼下经营福建炒面店。柯家的兄弟姐妹有11人，动乱发生后有部分家人疏散到精武体育馆。 当晚留守店屋的二哥，稍后时在离家不远处遭制服人员射杀。另外，住在秋杰区的三哥也在中南区街头与暴民对抗时遭砍伤不治。这两个当时分别34岁和28岁的哥哥各自遗下4名孩子。 像柯家兄弟在5月13日晚上英年丧命的多了。 我也有一段五一三故事：上天庇佑我，给了我第一手的经历，以后也引导我对民族关系作了理性和客观的思考，使我看到民族和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天空一片通红 巡逻保卫家园 我当时住在暴乱地点7英里外的淡江新村，在傍晚时刻村民都知道吉隆坡正在爆发“排华”事件。入夜后我们从屋顶上可看到吉隆坡天空一片通红，9点后感觉到火光已蔓延到吉隆坡外围地点。当时直升机不停在低空旋转，宣布吉隆坡已进入全面戒严，呼吁大家留守屋内自保。 当时我的理性完全被恐惧和混乱气氛控制了；我也与村里的一些年轻人挺身而出拿著利器在新村边缘巡逻，保卫家园。 近半夜时刻我们一行人巡到村尾，躲在芦苇丛面对隔着安邦河（Sungei Ampang）的海南村（Kampong Berembang），看着被烈火吞灭的一栋木屋。然后我们一伙人要越桥过去相助，怎知才走了几步就听到前方的枪声，吓得大家转身逃命。我感觉几十发子弹在头上飞过，把路灯射得粉碎，我们拚命地跑到街头店舖前才止步。 一个小时后大家心神已定，一些人回去寻找先前那位带头冲向海南村但不见回来的阿钟。果然在小桥旁的芦苇丛发现他中弹了，将他抬回街上就硬硬地把他推进一辆德士后座，我也在半推半就下进了德士，护送奄奄一息的阿锺到中央医院抢救。 在车上我才知晓那印度德士司机也是从海南村逃到淡江新村避难的。至于那30来岁的阿锺又名“飞发锺”，那是因为他的父亲在街上开理发店，也听说他属吉隆坡黑社会的大哥级人物。他身穿浅色长袖衣，背后有两个沾血小圆孔，应是被散弹从后方击中。他看来流血不多但神情显得疲弱辛苦，毕竟，枪伤后他在草丛里熬了一个小时。 選修政治系 爲搞好民族關係 五一三事件使我在日后反思为何平日无暴力倾向的我，在当晚竟然拿起利器冲上前方，相信在面对“敌人”时也敢于杀人。五一三的经验促使我在大学修读政治系。我当时的想法是，从政是最能帮到国家搞好民族关系的工作，而政治学知识是进入政治工作最有用的装备。 在主修政治系之余，我也选读了几个民族关系科目。记得在槟城理大的图书馆里，我翻阅各类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也收集多篇关乎民族关系论文，直到今天还重读这些资料。 毕业后我并没加入政治工作，虽然当时曾有进入政党工作的机会，但经思考后觉得政党工作不适合我的性格，我终于选择了喜爱的新闻工作。在那些年间我有机会在国内外多家中西报社服务，并在东南亚国家做专题采访，开始关心弱势民族的动向。 如今五一三事件已过了半个世纪，淡江新村的国文名已改为Kampong Kuala Ampang。村尾的小桥拆了，河畔不长芦苇了，部分安邦河道上已成为连接吉隆坡的高架大道AKLEH（Ampang-Kuala Lumpur Elevated Highway），四周高楼矗立。 今天人民对五一三的发生还在议论纷纷，报人、学者、政治人物各有各的看法。论到暴乱的祸首，被点名的有共产党、反对党、反国家分子、华人私会党、外坡马来人及巫统内部极端分子。有人说五一三是个有预谋的政变，也有人说那只是突发事件，被党内异议分子借用来推翻当权派。但多数人认为是大选成绩已踩到了“马来政治至上”的红线，且有更大的声音要政府解密五一三档案。 在醫院過夜 見到被爆頭遺體 我们的车子驶出村子，已是5月14日的凌晨，从淡江路转入安邦路后不久就遇到荷枪军人设置的路障。负责询问我们的却是一名印度士兵，他问了印度司机几句话，望了我和阿锺两眼，就让我们通过。 不久后我们的车子转入Circular Road（如今的Jalan Tun Razak），在雪州州务大臣官邸前拐入太子路（Jalan Raja Muda），沿路看见被烧得焦黑还在冒烟的店舖和汽车。我们的车子顺利地驶入中央医院的急救室前，外面挤满惊慌失措的人群和忙得不可开交的医务人员。最后我们还能求到一位工作人员，推来一架轮椅把阿锺接去，从此再也没人见到他了（阿锺妈在戒严解除后跑了医院和双溪毛糯坟场几趟也没儿子消息）。 从凌晨到第二天的中午我受困在医院时刻，情绪继续处在激动状态，不感到口渴、饥饿或发困。在医院范围内我所听到看到的一切，才真正感到种族暴乱的真实和可怕。其中毕身难忘的一幕：在从外面回来载满尸体的军车上，我看到一具被枪弹轰掉半个头颅的遗体。 中午时刻听说有军车护送困在医院的人回家，我立即要求要回到淡江新村。看到失踪了18个小时的儿子安全无恙回来，我的父母如释重负地让我先洗澡睡觉后才听我细说详情。 前警隊人員 出書爆內幕遭禁 我最近翻阅了收集多年的五一三著作，包括两本禁书：第一本是英国人约翰史廉明（John Slimming）的《马来西亚民主之死亡》（Malaysia：Deathofa Democracy，London：John Murray 1969），另外一本是前任首相马哈迪写的《马来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Selangor：Federal Publications 1981）。 史廉明的五一三著作广为人知，原因是该书在事发当年就面世了，但立即遭政府列为禁书，而作者也被禁止进入马来西亚。我在大学图书馆里首次读到此书，知道作者在暴动爆发前后，曾往来吉隆坡和香港两地，见证了五一三事件的某些情节，在香港他也有很多方便去接触外媒对五一三的报导。 史廉明在二战后就来到英属马来亚并加入警队服务。他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选择在香港生活，以便继续在远东国家跑动，并以马来亚、缅甸、台湾、砂拉越等地区为背景写了几部作品。 有评论说史廉明过于仓促推出《马来西亚民主之死亡》，內文大量依赖外媒资料，缺乏本身的公正调查，以至落笔时对马来人和官方存偏见。史廉明对此早有预感，他在该书序言说： “马来西亚政府认为……骚乱原因、伤亡数字（等资料）……不该拿来讨论，因这样做只会导致更多暴力事件的发生。 “但我持有相反的看法……我深信严禁资讯传播已使骚乱事件恶化，硬说‘首都局势平静’不能产生正面效果……有部分读者认为我著书立场欠公正，我必须强调的是我在书中已尽力保持客观。”（第vii-ix页） 史廉明在1978年因心脏病死于香港，而他的作品继续遭查禁，马哈迪与他的《马来人的困境》则有不同的命运。 馬哈迪任相《馬來人的困境》解禁 在五一三事件爆发后，44岁的马哈迪医生带领巫统内部的极端势力，迫使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下台而遭开除党籍。但随着东姑在1970年让位给副手敦拉萨，马哈迪也跟着在1972年被召回巫统，此时他的《马来人的困境》已出版但遭查禁。 此后马哈迪的政途，从当内阁部长（1974），到副首相（1976）到首相（1981）皆一帆风顺。因此备受争议的《马来人的困境》，在他坐上首相位后获解禁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今96岁的马哈迪已两度出任首相长达22年107天，人民早已习惯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手腕。不管我们同不同意《马来人的困境》的观点，50年后拿它出来讨论还是有助于促进我国民族之间的了解。马哈迪在书中说： “此书的出版不是作者为了要讨好某部分的马来西亚人。的确，一些人会因此感到消沉，而许多人会感到很愤怒。我不需向任何人道歉，因我是以诚实心立场撰写书中一切。（第3页） “明显的，1969年大选挨近时，人民对政府不再抱以厚望。马来人失望因为他们觉得政府不断偏袒华人，而忽略去纠正各族之间的财富和进度差异。当马来人发出不满的吼声，非马来人却被激怒了。（第13页） “最后当（联盟）在大选中只能赢得小胜利，政府立即陷入大震惊而失去判断力，随之而来的是513大屠杀、纵火和无政府状态。”（第15页） 53年啦，任何客观、实话实说的五一三故事都可拿出来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