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副刊

53年前這一夜 我躲過槍林彈雨

那一夜,吉隆坡天空一片通紅。

53年啦,任何客觀、實話實說的五一三故事都可拿出來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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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5月,想起五一三,想起淡江新村。

在2020年8月疫情期间我到吉隆坡趴趴走,走进一家书店,看到《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雪兰莪:文运企业,2020年),里面收集了19个颇有看头的故事。

回家后细读其中一段叙事,发觉讲到我认识的一位柯姓朋友,才知道他在五一三事件中痛失了两个哥哥。以往我与他交流机会不多,没听他提及这段53年后还有许多吉隆坡人不愿谈及的悲痛记忆。

在1969年我那朋友与家人住在吉隆坡的金马路(今Jalan Dang Wangi)店屋,他的父亲在楼下经营福建炒面店。柯家的兄弟姐妹有11人,动乱发生后有部分家人疏散到精武体育馆。

当晚留守店屋的二哥,稍后时在离家不远处遭制服人员射杀。另外,住在秋杰区的三哥也在中南区街头与暴民对抗时遭砍伤不治。这两个当时分别34岁和28岁的哥哥各自遗下4名孩子。

像柯家兄弟在5月13日晚上英年丧命的多了。

我也有一段五一三故事:上天庇佑我,给了我第一手的经历,以后也引导我对民族关系作了理性和客观的思考,使我看到民族和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淡江新村街头多了一栋新巴刹。

天空一片通红 巡逻保卫家园

我当时住在暴乱地点7英里外的淡江新村,在傍晚时刻村民都知道吉隆坡正在爆发“排华”事件。入夜后我们从屋顶上可看到吉隆坡天空一片通红,9点后感觉到火光已蔓延到吉隆坡外围地点。当时直升机不停在低空旋转,宣布吉隆坡已进入全面戒严,呼吁大家留守屋内自保。

当时我的理性完全被恐惧和混乱气氛控制了;我也与村里的一些年轻人挺身而出拿著利器在新村边缘巡逻,保卫家园。

近半夜时刻我们一行人巡到村尾,躲在芦苇丛面对隔着安邦河(Sungei Ampang)的海南村(Kampong Berembang),看着被烈火吞灭的一栋木屋。然后我们一伙人要越桥过去相助,怎知才走了几步就听到前方的枪声,吓得大家转身逃命。我感觉几十发子弹在头上飞过,把路灯射得粉碎,我们拚命地跑到街头店舖前才止步。

一个小时后大家心神已定,一些人回去寻找先前那位带头冲向海南村但不见回来的阿钟。果然在小桥旁的芦苇丛发现他中弹了,将他抬回街上就硬硬地把他推进一辆德士后座,我也在半推半就下进了德士,护送奄奄一息的阿锺到中央医院抢救。

在车上我才知晓那印度德士司机也是从海南村逃到淡江新村避难的。至于那30来岁的阿锺又名“飞发锺”,那是因为他的父亲在街上开理发店,也听说他属吉隆坡黑社会的大哥级人物。他身穿浅色长袖衣,背后有两个沾血小圆孔,应是被散弹从后方击中。他看来流血不多但神情显得疲弱辛苦,毕竟,枪伤后他在草丛里熬了一个小时。

与村民重游“飞发锺”中枪的村尾。

4从这里送去中央医院后,阿锺一去不回。

選修政治系 爲搞好民族關係

五一三事件使我在日后反思为何平日无暴力倾向的我,在当晚竟然拿起利器冲上前方,相信在面对“敌人”时也敢于杀人。五一三的经验促使我在大学修读政治系。我当时的想法是,从政是最能帮到国家搞好民族关系的工作,而政治学知识是进入政治工作最有用的装备。

在主修政治系之余,我也选读了几个民族关系科目。记得在槟城理大的图书馆里,我翻阅各类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也收集多篇关乎民族关系论文,直到今天还重读这些资料。

毕业后我并没加入政治工作,虽然当时曾有进入政党工作的机会,但经思考后觉得政党工作不适合我的性格,我终于选择了喜爱的新闻工作。在那些年间我有机会在国内外多家中西报社服务,并在东南亚国家做专题采访,开始关心弱势民族的动向。

新村边缘外的安邦吉隆坡大道(AKLEH)与周边高楼。

淡江新村已易名Kuala Ampang村。

如今五一三事件已过了半个世纪,淡江新村的国文名已改为Kampong Kuala Ampang。村尾的小桥拆了,河畔不长芦苇了,部分安邦河道上已成为连接吉隆坡的高架大道AKLEH(Ampang-Kuala Lumpur Elevated Highway),四周高楼矗立。

今天人民对五一三的发生还在议论纷纷,报人、学者、政治人物各有各的看法。论到暴乱的祸首,被点名的有共产党、反对党、反国家分子、华人私会党、外坡马来人及巫统内部极端分子。有人说五一三是个有预谋的政变,也有人说那只是突发事件,被党内异议分子借用来推翻当权派。但多数人认为是大选成绩已踩到了“马来政治至上”的红线,且有更大的声音要政府解密五一三档案。

在醫院過夜 見到被爆頭遺體

我们的车子驶出村子,已是5月14日的凌晨,从淡江路转入安邦路后不久就遇到荷枪军人设置的路障。负责询问我们的却是一名印度士兵,他问了印度司机几句话,望了我和阿锺两眼,就让我们通过。

不久后我们的车子转入Circular Road(如今的Jalan Tun Razak),在雪州州务大臣官邸前拐入太子路(Jalan Raja Muda),沿路看见被烧得焦黑还在冒烟的店舖和汽车。我们的车子顺利地驶入中央医院的急救室前,外面挤满惊慌失措的人群和忙得不可开交的医务人员。最后我们还能求到一位工作人员,推来一架轮椅把阿锺接去,从此再也没人见到他了(阿锺妈在戒严解除后跑了医院和双溪毛糯坟场几趟也没儿子消息)。

从凌晨到第二天的中午我受困在医院时刻,情绪继续处在激动状态,不感到口渴、饥饿或发困。在医院范围内我所听到看到的一切,才真正感到种族暴乱的真实和可怕。其中毕身难忘的一幕:在从外面回来载满尸体的军车上,我看到一具被枪弹轰掉半个头颅的遗体。

中午时刻听说有军车护送困在医院的人回家,我立即要求要回到淡江新村。看到失踪了18个小时的儿子安全无恙回来,我的父母如释重负地让我先洗澡睡觉后才听我细说详情。

 

前警隊人員 出書爆內幕遭禁

我最近翻阅了收集多年的五一三著作,包括两本禁书:第一本是英国人约翰史廉明(John Slimming)的《马来西亚民主之死亡》(Malaysia:Deathofa Democracy,London:John Murray 1969),另外一本是前任首相马哈迪写的《马来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Selangor:Federal Publications 1981)。

史廉明的五一三著作广为人知,原因是该书在事发当年就面世了,但立即遭政府列为禁书,而作者也被禁止进入马来西亚。我在大学图书馆里首次读到此书,知道作者在暴动爆发前后,曾往来吉隆坡和香港两地,见证了五一三事件的某些情节,在香港他也有很多方便去接触外媒对五一三的报导。

史廉明在二战后就来到英属马来亚并加入警队服务。他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选择在香港生活,以便继续在远东国家跑动,并以马来亚、缅甸、台湾、砂拉越等地区为背景写了几部作品。

有评论说史廉明过于仓促推出《马来西亚民主之死亡》,內文大量依赖外媒资料,缺乏本身的公正调查,以至落笔时对马来人和官方存偏见。史廉明对此早有预感,他在该书序言说:

“马来西亚政府认为……骚乱原因、伤亡数字(等资料)……不该拿来讨论,因这样做只会导致更多暴力事件的发生。

“但我持有相反的看法……我深信严禁资讯传播已使骚乱事件恶化,硬说‘首都局势平静’不能产生正面效果……有部分读者认为我著书立场欠公正,我必须强调的是我在书中已尽力保持客观。”(第vii-ix页)

史廉明在1978年因心脏病死于香港,而他的作品继续遭查禁,马哈迪与他的《马来人的困境》则有不同的命运。

馬哈迪任相《馬來人的困境》解禁

在五一三事件爆发后,44岁的马哈迪医生带领巫统内部的极端势力,迫使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下台而遭开除党籍。但随着东姑在1970年让位给副手敦拉萨,马哈迪也跟着在1972年被召回巫统,此时他的《马来人的困境》已出版但遭查禁。

此后马哈迪的政途,从当内阁部长(1974),到副首相(1976)到首相(1981)皆一帆风顺。因此备受争议的《马来人的困境》,在他坐上首相位后获解禁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今96岁的马哈迪已两度出任首相长达22年107天,人民早已习惯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手腕。不管我们同不同意《马来人的困境》的观点,50年后拿它出来讨论还是有助于促进我国民族之间的了解。马哈迪在书中说:

“此书的出版不是作者为了要讨好某部分的马来西亚人。的确,一些人会因此感到消沉,而许多人会感到很愤怒。我不需向任何人道歉,因我是以诚实心立场撰写书中一切。(第3页)

“明显的,1969年大选挨近时,人民对政府不再抱以厚望。马来人失望因为他们觉得政府不断偏袒华人,而忽略去纠正各族之间的财富和进度差异。当马来人发出不满的吼声,非马来人却被激怒了。(第13页)

“最后当(联盟)在大选中只能赢得小胜利,政府立即陷入大震惊而失去判断力,随之而来的是513大屠杀、纵火和无政府状态。”(第15页)

53年啦,任何客观、实话实说的五一三故事都可拿出来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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