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歲罹肝癌懺悔台大教授郭瑞祥 4公分腫瘤教會我的事

（台北訊）學者過勞猝逝的新聞，愈來愈常出現。但從來沒想過，自己也差點成為“死亡者”之一。 40歲那年，被確診為肝癌患者的台大教授郭瑞祥說， “過去，工作佔據我絕大多數的時間心力，但在死神逼近那一刻，我最放不下的，卻不是工作，而是最親愛的家人。” “雖然十多年過去了，那幕情景永遠銘刻在我腦海。 當時，我因肝癌準備開刀，同時在台大醫院內接受癌症治療的台大教授翁景民來探視我。那時他正在接受化療，整個人相當虛弱，卻在我進行手術的前一天下午，他坐着輪椅、硬撐着身體、來陪我做禱告。他牽着我的手，兩人一起祈禱手術成功，為我注入了信心與力量。 然而，一向以熱情教學着稱的翁教授，最後還是不敵癌症，享年僅僅43歲。就在發現罹癌前兩個月，我到醫院探視他，翁教授苦笑着對我說：“過去這幾十年，自己太不懂事，常常餓了就是泡麵、汽水亂吃一通，最終身體哪能不出事？” 翁教授短短一生，為學生付出滿滿的關愛。他長期幫助困苦學生支付學費、生活費，對學生在精神與物質上都大方付出，對自己的照顧卻遠遠不足，婚前常常半夜三更都還在研究室工作，一宵燈火通明。 壯年學者繼意外猝死 壯年學者猝然離開人間的遺憾，絕對不只於此。手術期間前後那兩年，另兩位我認識的台大傑出教授，因為平日過勞與對健康的疏忽，英年早逝。而交大甚至有3位教授，2002年相繼意外猝死，其中一位還是我在美國MIT念書時的學長，不過40餘歲！ 這些學者，正處於學術專業最成熟、人生歷練最豐富，對學術、對教學最能貢獻的黃金歲月，他們的壯年凋零，無疑是對台灣社會的重大損失。 究竟，折損學者生命的根本原因何在？這些遺憾是可以避免的嗎？我們每一個人，人生的資源皆有限，該如何在事業與健康之間，妥善規劃，安排優先順序，讓這一生不會後悔？ 且讓我以自己為個案，來面對這個大哉問。 週六一定加班，週日不一定休假。這是我1995年、34歲回到台灣任教後的工作寫照。 賣力工作，總是有回報的。從1997年到2001年、連續5年，我都得到國科會認定的甲種研究獎勵；而同步在教學上，自1999年起，我也蟬聯3年獲得台大“教學優良獎”肯定，每年只有5％的老師能得此殊榮，對我而言，無疑是高度肯定。 家庭生活方面，1996年、1999年，兩個小男孩陸續加入我們夫妻的生活，讓我的人生更充實更忙碌。有意義的工作、心靈相通的伴侶，可愛的兒子。我很感謝上帝，賜予我如此的幸福，人生至此，夫復何求？ 但，賣力工作，固然有回報，太“賣命”的超時工作，卻也有“報應”。當我的工作領域、家庭生活，交織繁忙到不可開交時，我完全沒有想到，死亡居然悄悄找上門。 死亡逼近才知“活”錯了 死亡，有時是狡猾的。 1999年、我38歲，在妻子的鼓勵下，去做了趟全身健康檢查，結果讓人滿意，除了原本就有的B肝之外，一切尚稱正常。 沒人預料得到，兩年後，我在美國的弟弟，卻傳出罹患肝癌。由於肝真是沉默的器官，弟弟的病情一發現，已經是肝癌末期，唯一的治療方式，只能等待換肝手術。 一得知，我馬上飛往美國探視，往返美國的航程中，不禁想，弟弟比我年輕，竟然已是末期，那我是否應該再去做一次體檢？ 這一次，死亡露出了他猙獰的面孔。原本預期是輕鬆的體檢、忙裡偷閒的一天，但當天上午照完超音波後，醫生卻趕忙跑來告知，他在肝臟部位發現了不正常的腫瘤，強烈建議我即刻辦理住院，好接受更詳盡的檢查。 不正常的腫瘤，難道我跟弟弟一樣是肝癌？在那一刻，我整個人都呆住了，最最老套的台詞不斷迴盪在腦海：“怎麼可能會是我？ 我還這麼年輕，身體也沒有感覺到任何不舒服啊！ 難道是醫生弄錯了，那不是我的超音波？” 人生最徬徨無措時刻 經過再三跟醫生確認資料無誤、稍微回過神後，下個念頭就想到我的妻子與一雙稚子；倘若我有三長兩短，他們該怎麼辦？誰來賺錢，讓他們好好成長？而我年邁的父母，他們又如何能承受兄弟兩人同時罹患肝癌的噩耗？難道真要辛勞一輩子的他們，白髮人送黑髮人？ 當時我才驚覺，雖然每天至少將8、9成的心力投入於工作，彷彿工作是我這一輩子最有價值、最重要的投資，但當真的處於生死關頭，大概只有10％的時間，會在腦海裡閃過工作該如何安排，90％的時刻，我都是緊緊心繫、掛念擔心着我最親愛的家人。 但弔詭的是，我生病時真心掛念、放心不下的家人，我在平日卻並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去關心與陪伴啊！回頭看這些年的努力，我竟是本末倒置了。 面對“生死未卜、請敬候佳音”的住院檢查期間，其實是我人生最徬徨無措的時刻。我完全不知道，醫生最後會拍拍我的背，告訴我你還有救，還是搖搖頭，請我跟我的家人節哀？短短一晚的等待，心力交瘁，百感交集。 早發現10公分肝腫瘤 癌末弟弟救了一命 最後，說是弟弟救了我一命，並不為過。 癌症末期的弟弟，腫瘤已經10幾公分，不適合動手術，然而醫生告知我，我的肝癌腫瘤發現得勉強算早，約4公分左右，尚未擴散，可以用外科手術切除，也無須化療。倘若不是因為弟弟的病情，提醒我應該針對肝部再做一次健檢，我的腫瘤非常可能在無聲無息中日益擴大，那就真的是生死難料了。 在手術前一晚，特別思念我的妻小。由於一雙稚子，那時分別才5歲、2歲，並不適合長時間待在醫院，手術前幾天，能夠見到他們的時間其實並不多、格外想念。我在心中暗暗許下承諾，若能安然出院，將來一定要多花時間陪伴他們成長。 醫生只是冷冷的回應 在心有掛念下，我進了手術房；在心有掛念下，我重新醒來。手術算是相當成功，但即便順利，也是大傷元氣，開刀後3天，仍必須靠嗎啡等藥物止痛，因此雖有不少人來探病，但我的狀態幾乎無法見親友，短短一個月內，我竟瘦了10多公斤。 每一日的無知與疏忽，都是癌症的主因。手術後，在醫院療養的兩週裡，我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 我38歲的時候，健康檢查沒有發現腫瘤，但才過2年、40歲的時候，卻多了一顆4公分的癌症腫瘤，所以是不是我這一、兩年吃錯什麼東西、或哪裡的一時疏忽，導致肝癌的發生？ 我也問了醫生這個問題。孰料，醫生只是冷冷的回答：“這癌症要長成這樣，絕對跟你過去10年、15年以上的生活型態有關，是長期不當的生活型態累積而成的，怎麼可能只是最近1、2年的事？” 醫生短短幾句話，卻讓我不得不徹底檢視自己過去10年、15年的生活，最終也得到一個“三長兩短”的結論：工作時間變長、食量不斷增長、心中瑣事壓力增長，而運動量、休息時間，卻都在無形中悄悄縮短。 但我仔細想想，幾乎所有的職場工作者，從30歲或35歲起的10年、15年，過的不都是這樣的日子嗎？我們在職場上發光發熱的黃金歲月，卻也最容易讓我們燒盡身體健康，甚至賠上寶貴性命！ 我們每位在職場上的專業人士，在多年工作後都變得很有效率，做事快，做事多，做事認真。但在管理學上除了效率之外，其實更重視的是效能，也就是“Do the right things right”。可惜我們都很少想到在“人生管理”的議題上，何者才是對的事情。 復原中看大量相關書 管理學上講策略執行時，很重要的是資源分配應該依據策略的意圖，也就是“重要的事要先做”。可惜了我們這些專業工作者在商業執行上常能判斷何者是重要的事要先做，可是在“人生管理”的時間分配上，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我們常常是“緊急的事先做”，而“重要的事以後再做”，所以花了大量的時間在工作，卻忽略了健康、家庭、休閒等，這不就是我這次生病的最大原因嗎？ 我們也許都有高學歷、博士學位，但對健康的瞭解，恐怕連小學程度都沒有。在手術後、復原的一個多月中，我看了大量相關書籍，才知道我原先是如何蹧蹋自己的身體。 工作太忙 是死神最愛的藉口 手術後，我感謝上帝給我的這個禮物，讓我徹底改變自己的飲食與作息。盡量少外食，少鹽、少糖、少油脂，也改變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並定時運動。 更重要的是，我戒掉週六去上班的習慣。我把時間留給我最重視的人，我開始陪着兩位小朋友踏青運動、伴着他們成長，並也與我的妻子，一起討論如何教育他們。 不要忽略重要的家人 我們都是失去了健康，才知道健康的重要性。我們都是在面臨生死存亡之際，才知道我們最珍惜的是什麼。 談到健康與家人，職場工作者通常都以“工作太忙”的說法，來原諒自己。但可惜的是，這是死亡最愛的藉口。你沒時間照顧自己，就注定會有時間生病。 我感謝上帝，在40歲時給我小小警告。甚至我會說，這4公分的腫瘤，其實是一件禮物。我學會要懂得煞車，不要衝過頭，不要忽略最重要的家人，要重視自己的健康。 我的親弟弟，提醒我自己應該再去做健康檢查的弟弟，在美國完成換肝手術後，最後仍因為肝臟問題，英年早逝。他同樣在美國拿到博士、在矽谷科技公司上班，人人稱羨，但這些絲毫換不回他的健康。 我們可以賣力工作，但千萬別因疏忽與無知，最終演變成“賣命”工作。在“人生管理”的時間分配上，要有願景來引導我們的心靈，做重要的事。 馬太福音十六 26：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失自己的生命，又有何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

40歲罹肝癌懺悔台大教授郭瑞祥 4公分腫瘤教會我的事

台北馬拉松賽道上的郭瑞祥。

郭瑞祥指着畫面左邊的自己，那是發現肝腫瘤前沒多久拍下的照片，看來已略帶水腫；右邊則是練跑多年後的自己，精實的模樣判若兩人。照片來源：陳德信攝）

郭瑞祥與妻子及兩個孩子童年時的全家福。

郭瑞祥(前排左三)與隊友一起練跑馬拉松。

《勇敢做唯一的自己：台大教授郭瑞祥的人生管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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