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踏西南边疆上篇】云南摩梭人擅施黑巫术？谈蛊是禁忌

特约报导+摄影:陈潭深 云南在七百多年前是一片“汉人不能久呆的地方”，当时外地来的汉人最害怕的有两样东西：瘴和蛊。 25年来我和妻子进出这块“彩云之南”的美丽土地，早已没人记得瘴?了，不过一些医生知道我们预备进入云南某烟瘴区，还是会建议我们服用Mefloquine之类的抗疟药。 自2019冠病成为全球流行病后已有五年没进入中国，今年八月间我们回到滇藏川大三角的湖畔小镇左所（当地人还不习惯称之为“泸沽湖镇”），发现当地人在谈到摩梭人的蛊时还显得不自在。在地理上，左所棣属四川省盐源县，湖边有栋古老苯教寺庙，镇上的松木屋宇结构奇特，居民眼神不友善，曾被描述为“充斥各样黑巫术”的地方（ Patrick R Booz: The Kingdom of Muli, Beyond the Horizon,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1992，pp 13-47 ）。 那天，我们入住在镇上一名71岁蒙古人王光明经营的客栈。他曾是泸沽湖小学的校长，为人开朗健谈，知道我们来自马来西亚，还认识当地人尽皆知的已故“蒙古王子”喇品初和“末代王妃”肖淑明，显得格外兴奋。 不该追问蛊课题 隔天早上，王校长看到我在房门外便到跟前来搭讪，及至发现我在阅读着台湾学者何撒娜的文章“性、谣言、社会平等──滇西北摩梭人的蛊”（见“摩梭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便立刻回房拿他的老花眼镜来细读。他一面读一面点头表示认同，我也抓住机会向他提出关乎蛊的概念，毕竟来了摩梭人故乡多年从未有当地人与我谈起蛊这东西。 一开始王校长表明他曾上过四川某所大学修数学，不信蛊；但很快就说她的妻子是信蛊的“当地摩梭人”，因此蛊“绝非荒谬无稽之谈”。我追问他如听闻某人“有”蛊，他是否会回避他；他的回答大概是有蛊的人可能会“放”蛊伤害人，所以他不会与对方来往。这时我感觉王校长失去兴趣再谈下去，听到他支支吾吾了一两句，起身走开了。 第二天见到王校长，他好像说我不该追问蛊这课题；我说那是我首次接触蛊的概念，因感觉新鲜而想多了解，不知已触犯到摩梭人的禁忌。他听了我的解释好像放心了，还告诉我更多关于他祖籍江西省的背景。原来王校长与喇品初曾是泸沽湖小学的同事，而且两个家族的成员还有婚姻关系；另一点是他们都以本身为“蒙古军士的后裔”而感自豪。 忽必烈率兵征服 瘴疬问题难解决 泸沽湖坐落在云南——四川的省界线上，因此遍布在湖边的摩梭人享有两种官方身份：处在云南湖边的称为摩梭人，而处在四川湖边的则为蒙古人。由于左所一带的摩梭人一路来坚持拥有蒙古血统，追溯到“蒙古帝国始祖成吉思汗”时代，政府也认同他们的“蒙古族”正式身份。 文献记载于公元1254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即中国元朝大帝忽必烈汗，率兵入大理征服了古称南诏国的云南，从此云南这片非汉人盘踞的蛮荒之地也就落入中央王朝管辖范围，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至今日的新中国。 在另一方面，征服云南后的外来者发现治理这块边疆土地面对瘴蛊威胁。当时的入侵者以为瘴是“深谷中腐烂的动植物产生的有毒气体”所引起，而汉人因缺乏当地“蛮”、“獠”土民的免疫力，结果这使人发冷发热的疟疾夺去了许多士兵和官员的性命，中央王朝惟有继续通过间接的“土司制度”来统治云南等边疆领土。 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王朝为巩固边疆安全，也推出了“军屯制度”配合移民计划，逐步以“改土归流”政策取代世袭的“土司制度”，直到1956年政改时，“土司制度”终正式废除。当时云南的汉族已占了省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在这个步入现代化的省份里，只偶尔在雨季时听说边远山区还会爆发蚊子传播的脑炎等疾病。 云南多元族群 惹国际人类学家关注 早些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国内外的人类学家已开始关注云南的多元复杂族群，一位叫洛克（Joseph Rock）的学者在当时发表了《中国西南古纳西王朝》。及至中国在1952年展开“民族识别”运动后，更多的民族学家走入云南做田野调查。初期的学者多喜欢把实行“走婚制”和“母系家庭”的摩梭人当作“活化石”或“早期母系氏族的缩影”去研究进化论观点。 在另方面，一些人类学家也开始注意蛊，并以巫术范畴去研究这东西。其实中国早在“左传”时代（约在公元前三四百年成书）已有了蛊的记载；蛊在东南亚国家也盛行，华裔社会称之为“降头”，是种可用来伤害人及帮助人的巫蛊咒术。 人类学家一般不信蛊，一位名为Norma Diamond在谈到“苗女放蛊”时指出，蛊“基本上是来自于汉族对一个与自己迥异的他者文化的想像”。先前提到的何撒娜在她的文章里纪录了一段耐人寻味的个人经验。 何撒娜在1998年到云南做了半年摩梭人社会的田野调查，回国后得了“不知名的怪病”，症状包括高烧不退及多处淋巴结肿胀。最后有师长亲友们暗示“去云南之后被下蛊”的可能性，搞到不信邪的何撒娜也开始在“默默盘算（如何）处理后事”。还好最后病情好转，何撒娜得以继续做她的田野调查，并对蛊发表了本身的看法。 依她所收集到的资料，摩梭人相信蛊主通常会涉及供养一种有毒的昆虫或爬虫类（如蛇、蜂、蜈蚣等），并通过三种媒介去伤害人和牲口：食物饮水、珍品的转让及接触蛊主的眼睛。一旦人中蛊后，到了晚上吃过饭后便开始腹胀（凌晨鸡鸣时最为严重），日出后腹胀会突然消失。但如没及时得到会医蛊的人替他“解蛊”，患者可能会“全身发胀而死”。 摩梭人制造蛊恐慌 为阻断族人贪念？ 首先何撒娜认同Diamond的说法，即蛊是“汉族对一个与自己迥异的他者文化的想像”那么简单。他认为“蛊是真真实实存在于（摩梭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语言论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层面上发挥作用” 另外，何撒娜也与中国学者翁乃群在研究重点和观点上略有不同。翁在1996年发表了他从巫术信仰角度去看待摩梭人的蛊之报告，何则认为翁有“过度强调摩梭人女性在蛊信仰中的重要性”之嫌。 对何来说，蛊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该“以家为单位”，那就是说在有蛊的家中，“每个成员都是有蛊的”，因为“这个家中的所有珍品与食物，也都是被污染的”。由于摩梭人实行走婚，那就是说任何人与有蛊人家走婚，就算只吃了这家的食物或拿了这家的财物，都可能染上蛊，既简单又恐怖。 其实何撒娜没把蛊视为那么恐怖，她的研究结论是：摩梭人是借由蛊的传说，来处理外来力量对于摩梭人社会所一定会造成的冲击。 生活在永宁坝子与泸沽湖茶马古道的中继站一带，摩梭人长期受强权交互影响；来自西北方的西藏政权和东北方的明清朝廷在摩梭人社会内部制造了竞争关系，许多年轻的摩梭男子参加马帮行业，而摩梭女子则与赶马者结交走婚关系，成为积累财富途径。 为了制止摩梭人“过度……贪恋外来珍品（金银丝绸）”，摩梭人社会制造了蛊的标签，以使贪婪者成为遭受“隔离”和“回避”对象。何撒娜解释说当整体摩梭人面临危机时，蛊就以“社会制裁机制”出现，因此蛊也可被视为一种对“社群内部”的保护，对于某种性质的“社会平等”的维护。 路拍放猪老妇人 遭凶讨十元 何认为制造蛊的方法是通过“谣言耳语”：在摩梭人的社会里，蛊之所以成为“事实”，是因为无止境的谣言与八卦耳语所建构而成的。 蛊是否只是一种“制裁机制”我不知道，但摩梭人的确很怕谈及蛊惑听到蛊的“谣言耳语”，就如左所的王光明校长那样。我们在泸沽湖有好些普米人朋友，这民族多与摩梭人杂居，但他们从不谈及摩梭人的蛊。 多年前在湖畔泥路上，我随便拍了一放猪的老妇人，怎知她竟然向我硬讨十元钱拍照代价，看她有点凶的样子和声调，我付了她但留下对头缠黑布的摩梭老妇女的偏见。还有一次在永宁寨子里，我的同工半夜在院子里解手时看到一名“摩梭老妇女”在眼前闪过。 那可能是当地人所说的“精灵”吧，与蛊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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