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對話傳愛打氣 讓冠病患者挺過去

“當醫院大門被關上的那一刻，家屬一律謝絕探訪後，被視為重症區的ICU更是首當其衝，哪怕家屬苦苦哀求要到來見患者也不被允許，此時的醫護人員只能通過電話與家屬耐心講解，但電話的那一端卻是聲淚俱下，醫護人員最終也必須狠下心把電話掛斷，但轉過身卻也是淚流滿眶，但在形勢嚴峻時，又能怎樣呢？我們只希望家屬可以體諒。”

她提到，在疫情開始爆發初期，由於一切都是處於摸索階段，包括醫護人員面對疫情的操作守則還沒出來之前等，因此ICU在初期並未把視頻對話（video call）視為解決溝通的替代方案。

善心人捐獻智能手機

“在接二連三的數起病例後，醫護人員終於想到可用視頻對話方式讓家屬可以‘見到’患者，而在這之後也陸續獲得善心人士的捐助，讓這個在以前不被採納的成了在‘新常態’下的解決方案，至少家屬可以通過熒幕看到可能是患者最後的一面，或在插管前讓家屬最後一次聽到患者的聲音。”

“值得一提的是，視頻對話在疫情期間帶來的效果非常正面，比如一些本來病重至無法舉手的患者，一看到視頻熒幕上的家屬，竟然緩緩舉起手來揮舞，或者一些患者在熒幕上見到家屬後，第二天即可有精神地看着醫護人員，因此見到家屬後所帶來的心理鼓勵，對患者的病情康復有極為關鍵之處。”

她補充，視頻對話的運用讓醫護人員感受到疫情固然無情，但人世間依然有愛的存在，例如獲得善心人士捐獻智能手機，患者終於看到家屬後的反應等溫情畫面。

無法送最後一程 家屬抹不去的傷痛

李秋築說，當一名患者最終在ICU去世後，過去的做法是院方會通知家屬到來領取遺體，在太平間領取遺體後根據不同的宗教儀式為死者送別，這是對死者最後的尊重。

“對於華裔，死者的瞻仰儀式、出殯及下葬等都格外重視，但因疫情的緣故，過去的這套方式已不被允許，若冠病的確診者去世後，必須在當天由政府防疫人員安排前往火化，家屬僅能拿到骨灰而已，這是另一種煎熬，尤其若是該名家屬無意之間把病毒傳染而導致死者不治，相信畢生也難以原諒自己。”

“早前就有一名患者，其家庭成員從外國回來，但卻沒注意到已在外國感染病毒，於是病毒在家里傳開，導致年邁患者被傳染，由於情況危急被送入ICU搶救，但最終仍死於並發症，其家庭成員由於在隔離期間，因此儘管在同一醫院但卻不獲准相見，事後悲痛及自責不已。”

想和家人講最後一句話

“還有一起病例，情況危急只有些許清醒的患者在插管前問醫護人員，‘我是不是會死呢？我不想死，我還想和家人講最後一句話。 ’一句簡單的話卻讓醫護人員倍感心理煎熬，而這名患者在2至3天內就不治，由於妻兒也被隔離中，因此無法送終，只能由一名遠方親戚代領骨灰。”

她提及，對於家屬而言，可以陪伴患者走完人生最後一程是很重要，但疫情卻無情地把這一切給毀了，不僅無法陪伴在患者身邊，甚至有者連最後一面也無法見到，更遑論讓死者可以入土為安，這就是疫情下另一殘酷面，家屬必須獨自承受內疚以及心理障礙，也是普羅大眾所看不到卻實實在在上演的悲劇。

染疫高危群 落實管制保護長者

李秋築指出，截至去年6月初，雙溪毛糯政府醫院的ICU錄得逾10宗死於冠病的病例，死者以男性居多，死因都是肺炎並發症，如心臟衰弱、肺部硬化、腎功能衰竭以及細胞因子釋放症候群或大家較為熟悉的細胞因子風暴（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等。

“由於這類受感染的患者年齡普遍較大，身體器官難免已開始退化，甚至出現衰竭，因此一旦感染後因免疫力較差容易出現危急情況，因此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政府於去年3月18日實施的行動管制令（MCO）是很正確的措施，它確實起到保護長者的功效。”

疫情期避免抱孩子

“在傳染病的病理中，長者是屬於高風險群，行動管制令實施後人人在家，也讓長者必須乖乖在家，因此受到感染的風險也大大減少，繼而降低了死亡率，換言之行動管制令是有必要的。”

她說，衛生部在行動管制令期間積極展開大規模的檢測行動，一旦發現確診者即刻送院隔離及治療，或者在觀察期間出現情況有變就採取對症下藥的方式，包括用上抗病毒藥，以及是否有出現免疫力異常症狀等，在早察覺早治療早痊癒的大前提下，確診者的病情因及時得到控制而不至於出現病危，這或許就是大馬的COVID-19死亡率比起一些國家來得低的原因所在。

“而這一點與新加坡的情況有些類似，當地除了對社區採取管控措施，也為大部分客工進行檢驗，及早找到確診者並治療，因此避免出現高死亡率。”

“值得一提的是，兒童雖然不是確診高風險群，更多是無症狀，但也因此可能會發揮‘傳播’作用，因此，疫情期間應盡量避免抱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