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6日讯）经济部前部长拿督斯里拉菲兹质疑，为何在其前助理蔡镇燊一案中，当事人只属证人却被要求回国录供，并直言若标准因个案而改变，将动摇整体制度的公信力。
拉菲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执法单位过去在其他案件中，曾透过视讯或在海外录取证词等方式处理证人供述，但这次却采取不同做法，引发外界疑问。
他表示，若当事人已表明愿意配合，却仍拒绝其他可行方式，人民有权追问此举是否纯粹为了录取口供，或是否存在试图透过身心压力塑造“更有利说法”的情况。
“改革并不意味着当机构行使权力时，我们选择视而不见，改革的核心，是确保权力的运用一致、公平且不带威吓。”
他强调，一旦执法标准因个案而有所不同，问题就不仅关乎一名证人，而是整个程序的诚信。
拉菲兹也在其播客节目《卸任部长》中进一步谈及其蔡镇燊所面临的处境，并质疑当局处理方式缺乏一致性。
他指出，根据他与蔡镇燊最后一次约3周前的沟通，对方曾反映几项顾虑，包括蔡镇燊迄今人在海外工作，若返马录供恐影响甚至失去工作，除非当局能保证短期内完成程序。
拉菲兹披露，蔡镇燊曾透过律师提出多项替代方案，包括线上录供，或由执法人员赴海外、透过大使馆或当地警方协助录取证词，但相关建议皆一一遭到反贪会拒绝。
他指出，过去反贪会曾在多国录取证供，包括赴沙地阿拉伯查证捐款，以及在雅加达录取前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利的女婿口供，但在此案中却坚持要求蔡镇燊返国，做法显得不寻常。
拉菲兹认为，从客观角度而言，若涉及政策或程序争议，最多仅属程序问题，而非涉及金钱或非法酬劳，所以相关指控在法律上未必站得住脚。
他指出，在缺乏金钱往来证据的情况下，当局或试图透过证人供词来构建案件，并形容蔡镇燊可能被视为“较容易突破的对象”。
“整个策略在我看来，是希望取得对我不利的说法，之后再传召我录供、扣查及提控，以达到最大的效果。”
他直言，若采用视讯或海外录供方式，相关“施压效果”将不存在，或是当局坚持要求当事人返国的原因之一。
拉菲兹强调，作为支持改革的一方，人民有权要求制度公平对待每一个人，并拒绝任何形式的恐吓或不一致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