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3难关阻复元人士重投社会放下偏见支援精神患者

文◆崔佳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助理教授）、吴佳玲（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研究助理） 患有精神病╱ 情绪病的人，有些受到病症或药物副作用影响，可能会从行为上被辨别出来，类似于使用辅助器具的肢体残疾人士，这种可以从外表或行为上识别的残疾属于“显性残疾”；亦有些精神病／情绪病人，不容易从外表上识别，属“隐性残疾”。 无论显性或隐性，除了病症本身，每位残障人士在复元路上都面临诸多挑战。 （香港讯）根据政府统计处2021年发表的专题报告书系列《第63号报告书－残障人士及长期病患者》，全港有256,800人患有精神病／情绪病，在不同类别的残疾人士中普遍率最高。 近年来，尽管社会对精神复元人士的态度有所改变，但误解和偏见仍然困扰着他们。他们常被贴上「不稳定」或「危险」的标签，这种刻板印象导致他们被排斥和歧视。 极端伤人事件加剧公众恐惧 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来看，歧视分为不同类型。有明确且直接的“显性歧视”，如恶意言行；有基于个人偏见而产生的“隐性歧视”，如潜在偏见、招聘偏见等；也有弱势群体出于对自己负面、否定态度或信念，因而产生“自我歧视”。 一些极端事件，从1980年代的“元洲街邹安安幼儿园”，到近年的“水泉澳广场”和“荷里活广场”事件，每有此类伤人事件发生，都会加剧公众对精神复元人士的恐惧和误解，令许多市民持有戒心，害怕自己被伤害，担忧潜在的危险，甚至谈及精神病色变。 这种恐惧和误解让精神复元人士在生活、就业等方面遭遇各种显性歧视、隐性歧视，并加剧了自我歧视，令他们更加孤立彷徨，形成恶性循环。 作者的团队在近年来致力于了解政府为精神复元人士提供的康复服务，接触了数百名精神复元人士，其中不乏遭受社会歧视与偏见的案例。 显性歧视：默默受公众审视目光 残疾骚扰是对残疾人士的歧视、取笑、霸凌或其他不当对待行为；此行为可发生在不同环境中。 西西（化名）确诊精神分裂症后，除了家人和好友，从未向其他人提起自己患病。但受病情影响，头部有时会不自觉往右边倾斜，西西需要努力控制才能显得不太异常。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她都觉得不自在，如在公众场合看到有小孩子模仿她侧头的动作；或无意听到别人大声说“黐线”的口头禅；或购物时因反应迟缓而被指点和讥讽。 西西虽然坚持复诊和吃药，但仍被社会视为怪异或不稳定。这些几乎无处不在的残疾骚扰，令她怀疑究竟是自己生病了，还是大家都生病了。起初，西西默默承受公众的审视目光，会低声说“对不起”，但她发现，当对方听到道歉后，会变本加厉地讽刺或直接离开。 她根据自身经验发现，只要不理会他人的眼光和评判，后面的故事就不会发生；从此，她每天戴着耳机和帽子，减少和他人目光接触和听闲话，让自己和外界隔离，努力与骚扰共存，活在当下。 隐性歧视：面试被拒绝打击自信心 阿健（化名）曾是一名公司的管理人员，是同事口中的「职场菁英」。患上思觉失调症后，他离开了原来的居住环境和工作岗位，住进中途宿舍接受康复训练。一年后经医生评估，认为他可以在公开市场就业。 他渴望重投职场，贡献社会，但多次面试都以失败告终。可悲的是，雇主们从不告诉阿健不被录用的原因，他不知是自己能力不能胜任，或是因个人简历“住址”栏中，留下了中途宿舍地址而遭雇主歧视和排斥，导致丧失就业机会。阿健自信心受到打击，最终无奈选择社会福利署提供的庇护工场，与其他残疾人士一起接受职业训练，继续准备重投职场。 阿健的故事并非单一事例，许多精神复元人士表示入住中途宿舍是为了重新融入社会，但此举明确显示出他们「精神复元人士」或「残疾人士」的身份。社会对精神病、住中途宿舍的歧视和误解，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和自信，亦令他们孤立无助，阻碍了融入社区的信心，同时降低康复服务成效，变相浪费了社会资源。 自我歧视：怕查身分弃乘车优惠 小康（化名）是一名大专生，身为精神复元人士，有资格享有政府提供的大众运输票价优惠。但她听过复元朋友说，一些精神健康问题不易被识别的「隐性残疾」人士，使用乘车优惠偶尔会被司机或乘客质疑优惠资格，甚至要求出示个人八达通验证身分。 她担心公开精神复元人士身分，会引来更直接歧视和排斥。为避免这种困扰和尴尬，虽然交通费对她来说很昂贵，但再三考虑，还是放弃使用优惠，希望以低调换取他人平等对待，可以跟所谓“普通人”一样“正常地”乘用公共交通工具。 尊重接纳 消除歧视 建立共融社会 精神复元人士和其他人一样，都是社会的一部分，都有独特能力和无限潜能，理应享有平等机会和待遇，共同为社会贡献。 我们需要更多理解与包容，消除歧视，携手打破枷锁，让全社会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尊重与接纳，这是建立共融社会重要一步。 我们期待每个人都能积极参与消除偏见与歧视的行动，共同建立一个对所有人都能理解与包容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拥有尊严与平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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