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十多年喜迎腎移植劉曉虹不堪回首洗腎時

特約報導:劉忠萬（chrislau_92@hotmail.com）照片:受訪者提供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健康的，就像其他人一样。”刘晓虹轻声地说著。回想起那一年，她还是个大学生，正值青春年华，未来是一片光明，但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大出血被送进医院后，才发现自己的肾脏早已悄然受损。她的人生，从那一刻起，再也不一样了。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健康的，就像其他人一样。”甫于上个月经历肾移植手术的刘晓虹轻声地说着往事，语气平静，却不难听出那段日子难熬的记忆早已深植心底。 2011年，那年她正在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UMT）修读第五学期。某天，她突然经历了一场异常的经期出血——血流如注，久久不止，整个人几乎休克。室友连忙将她送往当地医院急救。医生检查后发现，她的血红素水平已低至危险的二点多，立即为她输血。 那时她以为，这只是一次突发状况。出院前，医生安排了回诊，并嘱咐她做一项腹部超音波检查。她记得非常清楚，当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Kamu punya kidney sudah rosak（你的肾脏已经坏了）。” 这样的一句话，让她原本正常的世界，突然崩塌了一角。“我整个人吓傻了。”她坦言，那时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一直以来身体都没什么问题，却突然被告知肾脏已经受损，谁能不慌？”当时的她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家人。她选择了忍耐，等到放假才回到家乡古晋，在父母面前说出这一切。 试过所有“奇迹疗法” “我一回家就告诉他们了。”她说。父母的反应，比她想像中更要崩溃。他们忙找专科医生诊断，确认了残酷的现实——她的双肾萎缩，必须开始做俗称洗肾的透析治疗。 “也许是怕我接受不了吧，医生让我出去，让父母进去听取报告。妈妈出来的时候，眼睛已经红了。”回忆那一刻，她并没有流泪，只是感觉全身像被抽空了，脑袋一片空白。 对“洗肾”与“换肾”这两个词，当时的刘晓虹几乎没有概念。身边的人反复告诉她：“洗肾就是一辈子的事，一旦开始了就不能停。”为了逃避这个命运，她与家人试尽各种偏方——中药、草药、民间疗法，甚至是“猪腰炖荔枝核”这种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所有“奇迹疗法”她都试过。 “那时候，我们真的像在抓稻草。人家说什么能好，就去吃。一天24小时都在吃药，死马当活马医，就当是和命运赌一把。” 当时的她只是一心想著：“我还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是我？”她只想撑过这场风暴，继续完成仅剩一个学期的大学课程。直到某天，一名中医沉沉地对她说：“你快去医院吧，我救不了你了。”那一刻，她终于醒悟：我赌输了！ 不適應 開始透析如變瘋子 2012年4月，刘晓虹正式踏上洗肾之路。起初，她选择了连续性可携带腹膜透析（CAPD），即俗称的“洗水”。每天四次，如钟表般精准：早晨、中午、傍晚和睡前。每一次30分钟，不能少，也不能迟。 “那时候我就像个灰姑娘。”她苦笑道，“时间一到，就要回家洗肾。” 然而，“洗水”并非温柔之事。起初，她的身体对清除毒素的速度极度不适应。体内毒素一旦快速排出，身体反而陷入混乱，失衡得可怕。她形容自己“像变了另一个人”，眼神呆滞、乱喊乱叫，甚至深夜吐口水、凝视一个角落久久不动。 “家人都说，那不是原本的我，好像变成‘疯子’了。”她轻轻说著这段往事，那是她记忆中最混乱、最接近失控的自己。她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却完全无法控制——彷佛灵魂被某种力量抽离，身体变成一个陌生的容器。 關關過 透析過程未必順利 到了2016年，因种种原因，她转为血液透析（俗称洗血）。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她说，那四个小时里若一切顺利，即成了一种宁静的“me time”——看看戏、吃点小东西、和护士聊聊天，也就过了。 但不是每一次都顺利。有两次，她在透析时血压骤降，突然失去意识，像在生死边缘被短暂拉走。也有时，疼痛来得毫无预警——腿抽筋、腹部痉挛、全身疲软。 “那种抽筋并不是普通的抽筋，是你很想叫，但连叫的力气都没有那种。”她低声说，“只能熬过去。” 遇上这种难熬的关口，她就只能回家静静地躺着，任身体慢慢恢复。明天，也许会好一些。“最难受的，其实是水摄取量的限制。”她说。 每天最多只能摄取500毫升的水——不到两杯——包括所有饮料与食物中的含水量。喝太多，水会积在肺里，导致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她必须在渴望与克制之间精准拿捏。 “口渴了不能喝，榴梿不能吃，奶类不能碰，连椰浆都得避开。”她列举一长串禁忌。爱吃的、想喝的，全成了奢侈。 術後痛 猶如從地獄爬回來 尽管朋友们依然待她如旧，刘晓虹却悄然改变了。聚会、聚餐——从前热爱的场合，如今成了负担。 “一来吃东西麻烦，二来……我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了。”她坦白地说。 她看著朋友们一个个步入正轨，有了事业，有了家庭，而她，却还必须仰赖家人照顾，每周按表洗肾，饮食受限，体力受困。 不过，她感激一路上遇到的老板们——他们给予理解、提供机会，让她在正常生活按下暂停键之后，仍能保有部分尊严与价值。 获告知准备换肾的那天，刘晓虹原本以为只是陪跑──医院告诉她是候补名单的一员。她告诉自己：“好，就当是走个流程，体验一下也好。” 哪知道，一到医院，她竟被告知——自己是主要受体，是第一顺位。“我那时整个人都愣住了，心跳马上加快。”此时的她笑着回忆那一刻，像中了意外的彩票，但却是靠意志赌赢的一次生死抉择。 那天早上，她做了人生最后一次透析，从早上8点到11点。回到病房不久，麻醉科医生便前来告知术前风险，紧接着做一系列检查，再来就是手术准备。时间飞快地流逝，像被命运迅速拉进另一个时空。 手术后的第一感觉，并非如电影中那种涅槃般的轻盈。“我一直吐，浑身燥热，全身不舒服，伤口痛到不能动。”刘晓虹形容那是一种从地狱爬回来、全身都被打碎重组的感觉。 康復期 只能靠自己熬過來 从换肾手术中醒来时，刘晓虹没有流泪，没有欢呼，只是在心底默默说了一句话： “我终于熬过来了。” 短短一句，却是积压了十多年的沉重。那是一种劫后余生的轻声自语，属于她一个人的胜利宣言。 术后康复的历程，并不好过。她形容那段时间是“靠自己熬过来的”。因为换肾病患需要特别隔离，亲人不能陪伴。她只能独自在病房里与疼痛、疲惫与恐惧共处。 “身体插满管子，伤口又痛，但医生说一定要起来走动，帮助肾功能启动。”她说。于是她扶著病床边、靠著墙，踉跄地走第一步、第二步，每一步都像是在重建自己与新肾之间的默契。 幸运的是，整个恢复过程并没有遇到重大突发状况。她将这一切归功于上天，也归功于那个“新伙伴”。 換腎後 最想帶着家人去旅行 刘晓虹给新肾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肾宝”。 “我对它说：谢谢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终于不用再洗肾了。我们合作愉快哦，快快康复，到时我带你回家看看我住的地方。” 她的语气柔软，像在和一个新成员打招呼，也像一个久病之人终于有了依靠。她不再是独自对抗身体失序的病人，而是和“肾宝”一起，朝着完整的自己努力前行。 当被问到换肾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时，她毫不犹豫地说： “我要带我的爸妈，还有妹妹，去看看世界。” 这一句承诺，简单却深情——因为她知道，自己的重生，不是一个人的荣耀，而是全家人的坚守与牺牲。她想用更好的自己，去补偿那些年他们的担心、奔波与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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