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城15日讯）大马律师公会前主席拿督安美嘉指出，每一项法律权力都必须有界限，否则将导致专制。
她强调，公共机关必须遵守法律，而行政体系亦必须被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当行政决定出现错误导向时，法庭有责任介入干预。
以拿督法依扎嘉玛鲁丁为首的上诉庭三司，今日审理大马律师公会就副首相拿督斯里阿末扎希健康思维基金会47项失信、贪污及洗黑钱案的“获释不等于无罪”（DNAA）裁决所提出的司法检讨准令上诉申请。另两司为拿督林福龙和拿督纳扎林。
大马律师公会将律政司和阿末扎希分别列为第一和第二答辩人。
大马律师公会代表律师安美嘉在陈词时引述判例指出，在行使核心检控权力时，律政司及副检察司对被告并不负有任何谨慎义务，而检控权的基础是公共利益。
她说，公共利益显然高于被告、投诉人或任何个人所遭受的损失、利益或权利主张。
“当然，被告拥有权利，这一点并无争议，但最终，所有决定都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她提到，律政司或检察司是否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无需就所作出的决定给予解释？
她说，她不认同所谓的绝对酌情权。
在刑事程序法典第254(1)条文下，律政司或检察司在案件审结前，被赋予随时终止提控的绝对酌情权。
法官同意DNAA别无选择
此外，安美嘉指出，在高庭阶段，承审阿末扎希健康思维基金会案的法官，在接纳律政司提出的DNAA申请时，实际上别无选择。
她说，承审法官必须作出DNAA的裁决，因为他已考虑到辩方（阿末扎希的代表律师）提出的无罪释放（DAA）建议，而律政司当时是提出DNAA申请。
她指出，承审法官的推理逻辑很清楚，由于当时律政司（或代表律政司的副检察司）向法庭陈述，存在严重问题，案件需要额外时间进一步调查。
“在这情况下，法庭应当如何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接纳DNAA的申请，是可以理解的。”
她说，因此，如果现在反过来批评承审法官的裁决，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当前所提出的挑战，实际上不是针对法官，而是针对律政司所作出的DNAA申请决定。”
需时调查扎希陈情书 联邦律师：DNAA合法合宪
高级联邦律师阿末哈尼尔指出，申请DNAA的决定，是在联邦宪法第145(3)条款及刑事程序法典第254条文所赋予的权限与管辖范围内行使的。
他说，这项决定并未违反法律，也完全没有偏离第254条文的制度框架或立法政策。
代表律政司陈词的阿末哈尼尔指出，律政司或检察司在宪法下，享有直接接触警方调查报告及其他关键证据的权力，这些材料将决定是否提控，或终止提控程序。
他说，律政司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在作出决定时，不仅考量法律原则，也会考虑公共政策及国家安全因素。
“司法机关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对律政司的酌情权给予尊重，以免妨碍司法体系的正常运作。”
阿末哈尼尔进一步指出，律政司及检察司的决定，一般上不属于司法检讨的范围。
他说，这是因为有关权力源自我国最高法律，即联邦宪法第145(3)条款所赋予。
上诉方须证明具法律依据
他指出，上诉方（大马律师公会）必须证明自己具有法律依据，才能挑战律政署或检察司的决定。
“这里指的是传统的司法检讨理由，包括有关决定是否存在合法性、程序正当性、不合理性、恶意等等。”
阿末哈尼尔说，上诉方必须提出明确且初步有力的证据，证明检控决定可能违法或滥权，否则法庭会推定律政司或检察司的行为合法，并不会轻易介入。
“换言之，只有在极为罕见、适当及特殊的情况下，检控决定才可被挑战。”
阿末哈尼尔进一步指出，在刑事程序中，每一名被告都有权向律政署提交陈情书，而每一份陈情都必须被认真评估及调查。
“被告（阿末扎希）在陈情书中提出严重指控，例如声称自己是前朝政府选择性提控的受害者。
“对此，律政署认为，有必要由律政署及反贪会对这些指控进行全面调查与审视。
“因此律政司提出DNAA申请，因为需要额外时间就此进行调查。”
他指出，上述所有理由，均是当时申请DNAA的依据，且这些理由，在高庭阶段，已经由承审法官审视及评估过。
三司需时商议 将择日裁决
随着双方今日结束陈词后，三司表示需要更多时间商议，因此将择日作出裁决。
大马律师公会是于2023年12月初入禀吉隆坡高庭申请准令，以挑战阿末扎希在健康思维基金会案47项控状中获得DNAA的裁决，以及要求撤销律政司于2023年9月4日寻求法庭让阿末扎希获得DNAA的决定。
2024年6月27日，高庭拒绝发出准令给大马律师公会，不允许该公会挑战律政司在健康思维基金会案中申请阿末扎希获得DNAA的决定。
针对高庭拒绝发出准令，大马律师公会向上诉庭提出上诉。
阿末扎希健康思维基金会案在高庭控方举证阶段已进行53天的审讯，传召99名控方证人。高庭在2022年1月24日裁定控方成功证明表面罪名成立，案件进入自辩阶段，并已有15名辩方证人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