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長壽從傳達小弟到企業董事‧擺對地方凡人變天

嚴長壽只有高中學歷,但憑著自身不懈的努力,從基層做起至今日的成就,令其一生充滿勵志性及傳奇性。然而,成功的人士比比皆是,嚴長壽貴在有社會良知,他除了振興文化事業外,近年更積極於教育工作。

專訪場地的矮木圓桌上,零散地擺著幾本書,定眼一看,原來就是嚴長壽的新書《教育應該不一樣》。這本書不厚,卻極有重量。它在在地點出了台灣教育的瓶頸與困境,擲地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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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層看,觀光業與教育之間並無明顯的過渡;而若從深層看,其實社會上許多事物的本質都深受教育的影響。淺從社會分層的實踐教育,深至身心發展的品性教育,都可見教育緊緊聯繫著社會與人群。

而嚴長壽從觀光業將一條腿跨到教育界,也並非偶然。正因出身觀光業,嚴長壽有更多機會接觸世界,他比一般人更瞭解台灣的優勢,自然也會對台灣的弱點了然於胸。

從觀光業涉足教育

23歲在美國運通擔任傳達小弟,從此開拓嚴長壽對第三產業的領會及認知。他笑稱,從當小弟的那一刻起至今,他都在做著同一件事,那就是讓台灣與世界接軌,並擴展台灣人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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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業在嚴長壽眼裡並不單純,因為台灣並非聯合國成員,台灣要與世界連接必須仰賴觀光業。觀光業是一個平台,一個讓台灣與世界做朋友的工具。

此外,他認為,台灣的核心價值就是文化,因台灣文化的接納性強,有創造力,可以在包容其他民族的文化後,創造屬於自己的文化格局。台灣的發展平和,相較於世界上許多國家,也相對民主文明。

“當我看到台灣最重要的觀光業和文化都沒被包括在教育裡面時,我就知道,這個教育出現偏差。”

嚴長壽指出,台灣的缺點是不夠國際化,而優點是文化有深度。他認為,觀光業是台灣重要的外交,是輸出文化的管道,台灣今時今日不夠國際化,是因為觀光業在教育內不獲重視。

嚴長壽在訪問過程中曾自嘲因“雞婆”的個性,促使自己擁有“天生無可救藥的使命感”,於是便寫下了《教育應該不一樣》,“無可救藥”地踏上這條路。

台大學重量不重質

台灣擁有172所大學院校,提供高等及技職教育。嚴長壽卻認為,這樣的教育只有寬度,並沒有深度。台灣空有龐大的教育資源,卻沒善用。

“台灣的教育是討好家長的教育,家長都怕輸。”

嚴長壽直言不諱,因為家長的另一個身份就叫做選民,政府所實施的各種政策都在討好選民。

他表示,現今社會的心態都“先敬文憑後敬人”,並錯以為只要擁有博士或碩士的學位就可以保障日後的仕途一帆風順,因此對於大學的需求量劇增。既然家長想要大學,政府便不斷提供大學,重量卻不重質。

需螺絲釘甚於棟樑

在這個人人都爭相當主角的年代,嚴長壽認為,社會需要螺絲釘更甚於棟樑。他以印度寶萊塢的賣座電影《三個傻瓜》為例。這部電影講述在一個以工程師為至高職業的社會裡,3個小伙子如何掙脫填鴨式教育及世俗眼光加諸他們身上的束縛,追求自己渴望的生活。

嚴長壽認為,這個問題並非只在台灣,而是全亞洲共同面對的。“我想在大馬一定也流行做‘三師’。”

所謂的“三師”,就是律師、醫師和工程師。嚴長壽表示,盲目追求最有“錢”景的熱門行業,只會典當了孩子的一生。

正是有感於社會上這類的傾向愈發嚴重,嚴長壽才寫了這一本《教育應該不一樣》。他在書裡形容台灣教育是“共錯結構”,長期以分數綁架學生的自信與求學的喜悅。

“如果孩子有藝術方面的天賦,而家長卻強迫他做‘三師’,不只孩子痛苦,也白白浪費了一個人才。”

嚴長壽認為,人的生命是鮮活的。教育,不應是壓抑及禁錮,而是滋養及舒展。愛爾蘭詩人葉慈說過一句話:Education is not the filling of a pail but thelighting of a fire.(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其實每個人都有一種天份跟潛能,當教育只是以一種方法去要求的時候,你往往忽略那些潛能。”

父平和氣節銘心中

嚴長壽在訪問過程中,談興高昂,神色殷切,身子微微向前傾,不時挪前或挪後地更換坐姿。從他豐富的肢體語言就可看出他積極熱情的一面。

這一份充滿熱衷,並事事關心的積極態度,是否源自於其父的影響?嚴長壽輕輕搖了一下頭,不以為然。

他表示自己出世時,父親已42歲,父子間的年齡差距像條大鴻溝,無從也無法跨越。因此,父親對嚴長壽採取的教育方式是“無為而治”,換句話說,便是放任他自由成長。

嚴長壽的父親是個修行人,其與世無爭的氣節讓嚴長壽銘記至今。嚴長壽形容父親為人平和,在他心裡樹立一個美好的典範。

“我父親很喜歡鄭板橋的一句話:難得糊塗,吃虧是福。”

雖然嚴長壽否認其父對他個性有任何牽動作用,但從他對父親的追憶及分享中,不難發現嚴父與嚴長壽的影子有部份重疊,只是當事人沒有察覺而已。

瞭解弱點成就大業

嚴長壽指出,百分之七十的年輕人無法從讀書中學習,而只能從“做”中學習。

“我是這樣的人,以前讀書的時候就常打瞌睡。”

他堅信放對地方的人就是天才,而這世界上的工作無分貴賤,重要的是愛你所做,做你所愛。他以自身為例,他形容自己是個好動的人,天生喜歡與人互動,觀察能力和組織能力都很強。

“然而,我更瞭解自己的弱點,所以我去解決它。”

嚴長壽的優點促成他擁有特出的領導才能,而領導者,並非凡事都要懂,最重要的是懂得知人善用。

他表示自己的英文不好,所以秘書的英文一定得頂呱呱;他電腦輸入的速度很慢,所以工作同仁這方面的技術一定要比他好。嚴長壽的事業版圖包括餐飲業,他表示自己不會燒菜,但只要懂得使用人才,便甚麼菜都懂得做了。

傾聽自己發掘天賦

“如果關閉自己,你的世界在20歲就結束了。”

嚴長壽曾經在某個專訪中說過這一句話,鏗鏘有力,每一字句都重重地敲打著年輕人的心。

談到給大馬年輕人的忠告時,嚴長壽表示,年輕人的職務就是學習傾聽自己,從中發掘自己的天賦;也要擁有敏銳的觀察力,能下精準的判斷;不人雲亦雲,即便在世俗的湧流中也要努力保持清醒“最重要的是,年輕人比任何年齡層的人更有條件失敗,因此必須勇於挑戰自己的極限,為自己開拓新的局面。”

他認為,馬來西亞的國情特殊,文化多元,卻能互相包容接納,這是許多國家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

“這一點,也是馬來西亞的優勢,大馬青年比其他國家的青年更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文化,就該善用這份優勢,從而增長自己的見識。”

因此,他認為大馬青年若能在自己國家的土壤上茁壯,並廣為吸取國際的養分,即便是站在國際舞台,也可非常出色。

領袖不需成為第一

能透視自己如嚴長壽者,這世上並不多得,然而嚴長壽卻非常謙卑。他總覺得自己是個凡人,不會每件事都是對的,所以他很喜歡聽別人的意見與看法。

“一個領導者不需要成為第一,但他必須是個最好的組織者。”

面對現今草莓族湧現,年輕人普遍上看起來光鮮亮麗,但抗壓性低,一碰即爛的問題,嚴長壽強調,年輕人要學會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要瞭解自己的能力和興趣所在。

父母的角色非常重要。嚴長壽表示,父母必須在適當的時候給予孩子指引及扶持,用心觀察孩子的能力和興趣,並在這些方面重點栽培孩子。

“You have to know yourself。”(你必須瞭解自己)嚴長壽向每一個年輕人喊出了這一句話。

填鴨教育扼殺創意

嚴長壽認為,填鴨式教育殘忍地扼殺了亞洲華人的創意。

他說,亞洲華人子弟在大學階段尚未會曝露弱點,但只要走進社會後,特別是涉足有關創意設計的領域,便會節節敗退。

“因為我們採用的是填鴨式教育。”嚴長壽痛批填鴨式教育以標準答案為至高聖理的定律,並認為要改變現況,只有將填鴨式教育轉換成啟發式教育。

“啟發式教育不是要求標準答案,而是通過啟發引導學生尋找自己的答案。”

勿強將知識硬塞腦袋

他強調,教育是雙方面的學習,老師不要以為自己是萬能的,而學生也不要覺得老師必須萬能。

“一個萬能的老師,只能找次流的學生。”

嚴長壽表示,老師的職責是給學生點亮明燈,而不是強將知識往學生的腦袋塞。此外,老師的另一職務就是評估。

“老師必須比其他人更早並更仔細地觀察出學生的潛能與天份,從中更有效的分類學生,把對的材料放到對的籃子裡。”

發現問題尋找答案

嚴長壽受過的正統教育並不多。他在讀書方面一塌糊塗,甚至考不上大學。

“沒辦法,我讀書實在很差。”

在學生時期,嚴長壽除了是樂隊指揮外,還是民謠社社長、童軍團團長等。那時候,他的領導才能已顯現,也因為身兼校內多職,要處理的事情太多,就有兩名同學任其秘書,協助他處理事務。然而,在以成績掛帥的年代,他最終還是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被拒於大學門外。

嚴長壽認為,未來的學生必須擁有發現問題及尋找答案的能力。他舉例說,他在台灣的一個友人,在遠赴美國考試前,做了許多準備功課,當中包括把所有可能用到的公式都背起來。他去了考場後發現,桌子旁擺放著一本書,裡頭都是他背過的公式,還細心得連計算器都準備好。

應評估創意取代考試

“這個時候,關鍵已不在你能背好多少公式,而是你如何判斷正確,使用最合適的公式。”

他認為現今社會科技日新月異,只要電腦或手機連上網線,就可隨時谷歌到了標準答案。世事轉變快速,而影響人一生的教育怎可固步自封,墨守成規呢?

“就連美國的哈佛,現在因成績好而考進的學生僅剩10%。”

嚴長壽表示,成績並非不重要,而是成績並非最重要。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只要達到一定的學業標準,餘下的分數便以學生的多元性來考量。

提到若考試廢除,社會上將失去自古沿用至今的標準評估方式。嚴長壽笑稱,要評估創意其實很簡單,只要把創意丟出來,看看市場上的反應,就可知道這個想法是否可行。

“考試,無法把大馬和台灣帶到未來。”他語重心長地說。

後記

蚍蜉之力撼動教育大樹

剛脫離正統教育不久,教育這一詞眼對我來說就像隔夜的饅頭,從外觀看仍新鮮得像剛從爐子裡捧出來的一樣,但咬下後才自知冷硬。專訪當日,坐在有空調的房間內聽嚴長壽談教育談時下年輕人心態,不時心驚得手心猛出汗,以致和嚴長壽握手道別時分外心虛,生怕一個不小心就在他眼前妖形畢露。

專訪後,每一想起嚴長壽,便很自然地想起他那對略嫌厚重的眼蓋,沉甸甸的壓下來,那一雙眼像極了對等切開後,分置於鼻樑兩端的直立三角形。認真地記起來,是因為這雙眼曾在片刻間給我一些領悟,無以名狀。

嚴長壽,這個從一開始就不受教育體制捆綁的人,以旁觀者身份挑戰強勢的當局者。必須說,嚴長壽今次專訪的言論不特別新穎或獨到,甚至有一些觀點已是老生常談,但我仍由衷地欽佩他,欣賞他。

因腎癌而失去一顆腎臟,嚴長壽比其他健康的人更容易疲累。其實他大可關起家門,抱著前半生努力打拼出來的成果,過一些安穩的退休生活。但他沒有。“無可救藥的使命感”促使他極力推動教育改革,幹起了這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這頗有愚公的氣節,而“愚公移山”的故事之所以可以傳頌至今,無非是世界上願意無條件付出並不問回報的人太少。在根深蒂固的教育大樹之前,嚴長壽所做的努力都猶如蚍蜉之力。然而,只要這些努力能夠在部份當局者的心裡蕩起圈圈漣漪,引發年輕人及教育界人士的反思,嚴長壽的努力,就有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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