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打灵再也10日讯）反贪会法律及检控组高级副主任拿督阿末阿克兰指出，认为贪污案件只有收贿者会被对付的看法不准确，在证据充足的情况下，行贿者一样会被提控。
但他说，若行贿者是关键证人，则须谨慎作出提控决定，以免影响打击贪污链的目标。
他在文告中解释，在某些案件中，行贿者可能是证明收贿者索贿、收贿、贿赂目的，以及供出双方对话、指示或承诺等案情的关键证人。
据个案决定是否列证人
“若没有行贿者的证词，控方可能难以证明收贿者案件的重要构成要素，尤其是案件没有其他独立证人的情况。”
他说，是否提控行贿者，将其列为控方证人，或采取其他处理方式，都必须依据个案决定。
“控方按个案行使提控的酌情权，并根据行贿者扮演的角色、涉案程度、证据价值、公众利益，以及案件成功定罪的可能性作出判断。”
公仆或掌权者涉案
执法重点聚焦收贿者
针对公务员或掌权者涉案的案件，阿末阿克兰指出，执法重点放在收贿者，是因为他们受托审批执照、许可证、合约、执法事务及行政决定，一旦滥用职权，不只行贿者受影响，也影响整个机构的廉正、人民信心及经济系统的公平。
行贿者不意味获免控
不过，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行贿者都可以获得免控。
“收贿者因滥用受托权力而受到对付，当证据显示行贿者、中间人及公司单位，在明知的情况下仍参与贪污交易，他们同样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他举例，商人刁健城因涉嫌为取得沙巴矿物勘探执照而行贿，被控4项控罪；另一宗吉隆坡塔特许经营权案件中，拿督阿都哈密也因涉嫌献议贿赂而被控。
通常秘密进行
共谋者获益隐瞒贪污
阿末阿克兰说，公众普遍觉得媒体报道较多聚焦在收贿者，尤其是贪污案涉及公务员及政治职务持有人，惟这必须结合贪污罪行的性质，以及刑事司法制度的举证要求来看。
“贪污交易通常秘密进行，没有明确受害者、独立证人或正式记录，有时甚至通过现金或中间人完成交易，而行贿者与收贿者往往都是共谋者，从交易中获益，因此会刻意隐瞒贪污行为。”
他说，若在没有独立证据的情况下，同时提控行贿者与收贿者，双方都有权保持沉默，控方可能因此失去案件重要证人，缺乏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最终导致所有涉案者脱罪。
“这并非因为法律薄弱，而是证据未能达到刑事案件中的举证标准。”
阿末阿克兰也提到，并非所有行贿案件都相同，有些行贿者主动提供贿赂，以取得工程、执照或其他利益，若证据充足，当局将依法采取相应行动，对付此类主动行贿的人士。
避免举报人担心被控
“但也有一些情况是，相关当局先提出索贿的要求，当事人之后才交出款项，或事后主动举报，并与反贪会合作。”
他说，若不分情况提控所有行贿者，可能导致公众、小商家或举报人因担心自己也会被控，而不敢举报贪污行为，进而削弱执法成效，即便法律规定所有人都有责任举报贪污行为。
“因此，更公平的做法是，并非一律提控所有涉案者，而是根据证据、各方扮演的角色，以及司法公正决定采取行动。”
2019年以来控240行贿者
86人罪名成立
此外，阿末阿克兰指出，自2019年以来，在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下，共有240名行贿者被控，其中86人被判罪名成立。
“在2015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共有1689人因涉嫌行贿被捕，同期则有4896人因涉嫌收贿被捕。在行贿案件中，被捕者以公众人士居多，其次是私人界、政府相关公司、公务员及政治人物。”
他指出，随着该法令第17A条文（企业责任制度）于2020年6月1日生效，若与商业机构有关的人士，为了取得或保住业务，抑或是谋取商业利益而行贿，有关商业机构同样可被提控。
他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已阐明行贿及收贿均为刑事罪行，其中索取或收受贿赂属于该法令第16（a）及第17（a）条文规定的罪行，而行贿则属于第16（b）及第17（b）条文规定的罪行。
“反贪会也将行贿列为主要贪污罪行之一，罪成者可被判监禁最高20年，以及罚款不少于贿款5倍或1万令吉，视何者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