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抱年堇
提起上野千鶴子，除了她的「女性主義者」標籤，更具象的是那一頭讓人難以忽視的紅髮。作為日本女性學的開拓者，上野被視為「獨身主義的教母」，也被戲稱為「日本最可怕的女人」，而一個個標籤之下究竟組合成怎樣的一個她？
在上野千鶴子研究女性學之前，這並不是一門學問，也是她的父母從未為她設想過的道路。她出生在一個殷實的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醫生，經營着一家診所，母親是全職主婦。家裡除了有大自己5歲的哥哥和小自己2歲的弟弟，奶奶也一起生活，小姑偶爾會來串門，還有住家保姆和護士，上野從小便在其中體察到複雜的人際關係——父母是自由戀愛結婚，奶奶並不滿意兒媳婦，婆媳矛盾司空見慣，父親往往都與奶奶站在同一陣線，是“常見的戀母型丈夫”。因此，上野自幼目睹父母不勝其苦地經營着婚姻，母親常常對孩子念叨“如果不是有你們，我早就離婚了”。
每每看到母親如此痛苦，卻又將自己無法離婚的責任轉嫁給孩子，上野就想不能像母親這樣生活。這樣一來，不僅母親成了反面教材，上野也開始厭惡身為女性這件事。但這樣的家，也是一個極其講究大團圓（日語中為“團樂”）的家，這是家庭飯桌上的關鍵詞，因此上野常常被點名“講講今天在學校發生了什麼”。而這一桌大團圓的背後，是“母親像小老鼠一樣不停地幹活，孩子們在盛飯時也理所當然地遞上碗”。時隔許久，上野對日本親子教育雜誌《Kodomoe》（直譯為《致孩子》）講到此處時感歎：“這就是母親的職責，多麼殘酷啊。”
反抗因子萌於大學
上野描述那時候的自己為“深閨小鬼”，沒有朋友，被家庭“圈養”着，除了家人，能對話的就是狗和書。後來她解讀稱，那是一種對待寵物式的愛——父親經常說“女孩子不應該在人前抬腿”，因此上野不被允許騎“危險”的自行車。但在那個時代，都流行讓女兒學習“鋼琴+芭蕾”或“茶+日本舞”，循着父親的喜好，上野被送去學了日本舞。曾有一次，父親將盧梭的《愛彌兒》（近代教育學經典）遞給上野，並囑咐“抱着它睡”，所以上野讀了這本書。結果最後卻寫道：“以上所述只適用於男人，女人的職責是支持男人。”看到此處，不免吃驚，她也只是無奈地笑出了聲。
上野漸漸發現了來自父親的女性歧視，他對上野的兄弟有着嚴格的要求，為他們鋪好了通往醫學的道路。10歲那年，看着父親對兄弟的叮囑，上野詢問父親希望自己將來做什麼，得到的回答是“千子（上野的暱稱）要成為可愛的妻子哦”。即使除了體育和音樂以外的科目都是滿分的上野，也沒有被期待成為任何人。高中也是按照父親的要求去申請，那所學校的前身因“教出很多好媳婦”而聞名。但她不要順從。一如在東京大學開學典禮上，上野說道：“從小到大，所有人都希望女生‘可愛’。然而，‘可愛’算什麼魅力？可愛的潛台詞就是被疼愛、被選擇、被保護。暗含了絕對不會威脅到對方地位的順從意味。”所以1967年考入京都大學文學部，便是上野自己的主意，也是她一心離開家的努力，她體內的反抗因子終於生根發芽，開始蓬勃生長。
但從擁有走向女性學的動機到真正深耕於女性學，她還需克服“厭女”的自己。自小的經歷讓上野在很長一段時間覺得和男人相處要容易得多，常以“假小子”自居。直到研究生時期被日本女性學研究會邀請參加活動，她才發現女性的魅力，她們獨立、知性、寬容，讓上野擺脫了孤僻的自己。《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記錄了一段她的自白：如果有人問：“上野老師厭女吧？”我會回答：“是呀。”“如果我100%不厭女了，就沒必要當女性主義者，因為我再也不需要鬥爭了。女性主義者，就是不斷與內在的厭女心理做鬥爭的人。”
婦解新浪潮
推動日本成立女性學
1974年，女性學研究者井上輝子發表報告《美國各大學的女性學講座》，把women’s studies翻譯成“女性學”，這一概念由此引入日本社會。
第二次婦女解放運動之後，從美國擴散到全世界的婦女解放新浪潮推動了相關女性研究學會在日本成立。在那時，女性學還不能被稱為一門學科，歷史學者認為女性和普通民眾一樣沒有歷史。女性研究女性也被批判“過於主觀”，“只能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不能稱作學科”，但上野說：“男性致力於女性研究就會變得客觀嗎？會蔑視女性還是崇拜女性，總之都是妄想罷了，將這樣的妄想一個個粉碎，踏踏實實地去學習、寫論文、做學術，就這樣，我親手培育起了女性學。”
在京都平安女學院大學，上野原本負責教授人文學科基礎知識，但她發現學生們一旦聽到有趣的內容就會探出身子，於是，為了讓課程不那麼無聊，她與這裡的學生一起度過了研究女性學的最初10年。1993年，被東京大學文學部邀請擔任教授時，同僚告訴她：“學生之間對女性學的關心越發高漲，我們無法勝任，拜託你了。”
反駁“沉默、忍耐是女人的美德”
上野曾說，“驅使我一路走到今天的是無窮無盡的好奇心，以及對社會不公的憤怒”。她也支持女性多表達憤怒，她擔任理事長的非營利機構Women’s Action Network曾舉辦講座讓女性分享憤怒，旨在反駁“沉默、忍耐是女人的美德”。那些激發她的故事緣起家庭，來自她在學生運動中所見的男性對女性的歧視，源自她找工作時發現招聘欄裡80%的要求都是“僅限男性”。她後來回憶：“當時，我沒有想過自己會承擔起女性學的責任。但當我寫女性研究的論文時，我感到了一種在社會學中從未經歷過的憤怒。在我的生活中，我第一次感覺到有話要說，即使沒有人要求我這樣做。”
上野對日本社會父權制和性別歧視的猛烈攻擊也讓她被冠以“日本最可怕女人”稱號，被形容為“破壞日本美麗傳統、破壞家庭和睦、助長少子化的罪魁禍首”。在東大演講後，上野又參加了如何理解入學祝辭的討論會，被男學生當面指出“利用入學典禮的場合闡述自己的思想，給人不好的印象”，上野不緊不慢地回應：“你們覺得我不說那番話就好了嗎？要是沒聽到那些話，就不會產生隔絕和對立了嗎？這些都是原本就存在的東西。我只不過是把原本存在的東西顯現出來了，就好像是石蕊試紙。”
上野總是以精闢的語言犀利回應質疑，因此被冠以“可怕”稱號反而讓她覺得是因為自己在多次論戰中都取得了勝利，一個擅長理論、頭腦聰明的人恰好證明了做性別研究的並不都是蠢笨的女性，駁斥了學界的刻板印象。就像有人認為女性主義就是厭男，就是不婚主義，上野都曾一一反駁。
寫作控訴父權
為主婦華麗復仇
上野從事教育和研究40餘年，一直走在女性學的前沿。日本人物側拍紀錄片節目《情熱大陸》用“二刀流”來形容上野，原義指日本劍術中的雙刀作戰，放在上野身上講的則是她著作出版的規律，通俗讀物與學術專著交替發行，她不只使用簡單易讀的語言和充滿魅力的標題描繪性別的壁壘，也對作為大背景的社會制度進行廣泛又深刻的論述。
上野的處女作《性感女孩大研究》一拿回家便把父母嚇壞了，但接下來的《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則是她花了10年時間寫下的對日本父權社會的攻訐，並通過此書幫母親這樣的家庭主婦華麗復仇。在書中，她將“無償勞動”的概念引入日本，與家務勞動畫等號，指出“長久以來家庭主婦默默做的、被視為理所應當的工作，實為非正當地強加於女性……女性付出的這種勞動，在法律和經濟層面都沒有補償……女性被‘愛’和‘母性’賦予的象徵性價值裹挾，實際上是長久以來搾取女性勞動的意識形態機制。”遺憾的是，母親並沒有看到這本書的出版便因乳腺癌離世了，父親也因母親的離世在孤獨和失意中度過了餘生。上野未能與母親作為兩個女人和解對談，但父親終於在七十多歲時妥協般地對上野說道：“女人去工作也挺好的。”
追求自由思想
不支持教條主義
上野在很多演講或採訪中都曾強調“女性主義絕不是弱者試圖變為強者的思想，女性主義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她也會說“戀愛是談比不談好”，“生孩子比不生好”，她不願意進入婚姻制度是從自身出發，但她不支持教條主義。
在今年2月與中國Up主的對談中，上野說道：“女性主義者裡面，有結婚的，有不結婚的，有生孩子的，有不生孩子的，並不是說不結婚的女性主義就更偉大，彷彿女性主義有三六九等之分，我認為這是一種教條主義。我心目中的女性主義，是追求自由的思想，只要自由自在地活着，怎麼樣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