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服務工作文化特工隊調查報告】 7.5%曾遭職場霸凌  單身更受欺負

職場文化積極情緒降 近半不相信情況會改善

改善醫療服務工作文化特工隊報告分析顯示，就目前職場工作文化的情緒而言，共有6萬7609名（61.23%）受訪者表達了正面情緒，1萬9582名（17.74%）受訪者表達了負面的情緒，其餘2萬3220名（21.03%）則表示中立。

至於未來工作文化上的情緒（所預期的工作文化），積極的情緒下降了4.26%至56.74%，而這引起了人們的擔憂，意味受訪者不相信當前的工作文化會在未來獲得改善。

此外，負面情緒也下降了5.15%至12.59%，從而使中性情緒從原本的21.03%增至了30.67%，增長高達9.64%。

這一數據所給出的印象是大部分，或幾乎一半的受訪者對於工作文化的潛在改善失去了信心。

醫療部門高度職業倦怠高出24%

報告顯示，共有3萬3256名受訪者（約30%）表示他們在工作中感到倦怠。不過，雖然3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因工作量而感到倦怠，但倦怠有幾個層次。

對調查結果的進一步分析發現，共有2萬6196名受訪者（24%）感到中度至高度的倦怠。

受訪者感到倦怠的3個主要原因包括：在值班時感到情緒疲憊；感到工作量極大（工作時間長，加班太多，沒有機會充分休息，抽出時間給自己、吃飯或休假）；以及受訪者認為自己與執行的工作量水平不符。

調查顯示，受訪者出現倦怠的情況與性別、語言能力、種族並無直接關聯。

與職業倦怠最少的食品安全和質量部門的受訪者相比，醫療部門的受訪者出現高度倦怠的可能性要高出24%。

此外，農村診所工作的醫療人員出現倦怠的情況也較其他設施工作的受訪者更少；以及檳城的醫護人員比其他州的醫護人員面臨更高的倦怠情況。

指檳實習醫生墜樓案 死者自我期望高壓力大

改善醫療服務工作文化特工隊（HWCITF）說，檳城中央醫院實習醫生死亡事件的調查顯示，證人的陳述沒有顯示該死亡事件與職場霸凌元素有關，包括死者沒有受到上司或同事的威脅或侮辱。

指死者沒遭遇差別對待

改善醫療服務工作文化特工隊是根據9項霸凌元素，調查這起事件的證人陳述。報告指出，死者與其他大學生醫護人員（PPS）一樣，在4天適應期（Tagging）中被安排任務，顯示沒有差別對待。

報告指出，沒有證人的陳述顯示死者受到上司和同事，包括協助他的護士的任何侮辱。同時，也沒有證人陳述顯示死者被取“花名”，或其他除了正式名字以外的稱呼。

報告指出，沒有證人的陳述顯示死者受到過分言語的對待。

“無論如何，有‘傳聞’形式的陳述指，死者在Tagging期間被指應該要‘更有用’（be more useful and more functional）。但是無可否認，在醫院工作的壓力是非常高，且極具挑戰性的。”

特工隊分析指出，死者作為一名新的醫護人員，因自我期望和對能力的擔憂而面臨壓力。

報告指出，所有證人的陳述並沒有顯示死者受到上司、同事或支援人員的任何騷擾。

工作時間外自願續學習 曾抱怨無法有效完成任務

根據報告，所有醫護人員皆獲得和衛生部簽署標準合約中規定的相同薪酬和津貼，因此，所謂不適當補償並非問題的根源。

報告說，所有醫護人員必須完成每週60至62小時的工作時段，而且也沒有證人的供詞顯示死者被要求加班。

“另一方面，根據證人陳述記載，死者在工作時間以外，自願回到病房學習和做前期準備，直至被告知回家休息。”

報告指出，證人的陳述也顯示，死者從未抱怨過工作量，反而更多是關於死者無法有效完成任務而產生挫敗感的抱怨。

報告顯示，數名目擊者皆表示，死者並沒有表現出任何異常行為，但此事令其室友感到震驚。

報告說，根據證人的證詞，改善醫療服務工作文化特工隊發現死者是一名醫護人員，而且他對醫生職業非常感興趣，也致力於接受培訓課程，並願意在工作時間之外分配更多時間。

“死者和他的好朋友也因地區因素，同意選擇檳城中央醫院（HPP）作為主要選擇接受醫護培訓的地方。”

報告指出，有目擊者陳述，死者給人的印像是必須學習新事物，而在經歷長時間工作時，死者因焦慮症狀和疲勞抱怨而面臨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