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大疫中，無論是貧富差距、性別不平等、種族不平等問題，都在經濟角度上史無前例地加速惡化。尤其對中低收入家庭的資產衝擊恐怕需要十年以上才能恢復。至於中上收入者，因為有穩定收入，加上從各國振興政策中獲利，藉由各種災難財政策，繼續成為大贏家，尤其國際大企業家，更增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
儘管美國冠病疫情嚴峻，當地富豪依然日進斗金。今年上榜的400位富豪總身價達3.2兆美元，再創歷史新高。從總體來看，極化現象非常明顯。
1989年美國最有錢1％人口擁有國家23.7%的財富，底層50%人口有3.6%。因為疫情，此數據已惡化為1%人口擁有30.5%財富，最窮的半數人口只有1.9%。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今年的財富漲幅是10年來最大的。股市的繁榮和大量新上市公司每週都造就8位新的10億美元企業家。
在過去這一年，中國新增的富豪比其他國家總數還多，且遠遠超過美國。中國新增了256位十億美元企業家，成為世界第一個擁有1000位10億美元企業家的國家。
美國富豪避稅很有一套
專家分析，最富有的25位美國人在2014至2018年財富增加至4010億美元，而5年內只繳稅136億美元，實際稅率僅為3.4%。這些富豪對“合法合理”避稅很有一套，包括：1.持有大量不動產，領1美元薪資。2.“入不敷出”， 獲稅收抵免。3.成立慈善基金會，把大筆財富藏在基金會內。例如亞馬遜的貝佐斯納稅單顯示，自己的投資虧損，就因為他“收入太少”，無需繳稅。
中國發生大規模群眾包圍官署的事件時有所聞，原因之一在於貧富差距問題越來越嚴重。貧富差距造成社會階層嚴重對立，下層勞動者容易被矛盾激化。民眾認為貧富懸殊與官商結合分不開，因此社會下層民眾容易因腐敗問題產生對政府不滿情緒，成為不定時的炸彈。
短短20年，中國已從收入平均社會，快速進入一個貧富差距極端不合理的社會，學者擔心要是官方未能加以控制或縮小貧富差距，將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當然美中都非常重視這問題，雙方都提出相應措施，美國已提出主要家庭計劃，包括稅收變化，其中將最高邊際所得稅從37%提高到39.6%。對於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納稅人，邊際稅率從39.6%增至43.4%。實際上這觀念就是增加“富人稅”，減少貧富差距。
50年前，筆者仍在美國求學，當時的總統尼克遜就建議徵收“富人稅”。經過了10位總統，議案仍未能通過，主要原因在於參眾議員被說客收買。富豪、軍火商、煙酒商、外國使節等均付出龐大的政治獻金，由說客向政客遊說，致使相關議案未能通過。因此，這次的富人稅是否能成案，還是未知數。
中國提出“共同富裕”的政策，目的是保證經濟增長前提下的共同富裕，否則很容易就成為“共同貧窮”，重複改革開放前的沉痛歷史。說白一點，中國的政策就是“劫富濟貧”的手法。從觀念上說，共同富裕有兩個目標，一個是“托底”，另一個是“提升”。“托底”就是為所有人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讓民眾擺脫對衰老、失業、疾病的恐懼和風險。“提升”就是改善民眾的能力，讓所有人能夠依靠自己的能力獲得更多收入來源。
程序上，中國建議三度收入分配。從第一收入分配角度看，只要持續促進高科技企業的發展，提供國民越來越完善、越來越普及的教育，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差距便可縮小。從第二次收入分配角度看，政府更加注重民生，主要社會基礎設施的建設不再強調盈利性，而是從保障基本社會需求良好角度加大投入。同時改革社會醫藥制度，盡量私有化。而教育改革更加注重公平性，政策上側重社會福利，財政重心轉移，在宏觀上推動減少社會兩極化問題。至於第三次分配，涵蓋了社會捐助和慈善行為，在一個穩固的制度配套下，社會的分配過程中起了一個補充和多元化的作用。期望不光是拉低收入兩極化，更提供了多元化的社會管理。
由於供應鏈的緊縮，通貨膨脹升高，政府提高對停滯的資金的稅負以刺激消費與借支，於提高了資金的流動速度，又增強了通貨膨脹，形成惡性循環。在極端的情形下會形成惡性通貨膨脹。在情況下，小老百姓首當其衝，生活會過得艱苦，是社會最需要關懷的人。
延申下去，富者恆富，窮者更窮，社會天秤的槓桿遲早會崩潰，把世界拖入萬劫不復的人禍深淵。儘管疫染人不分貧富貴賤，但各國復甦政策偏差失衡，疫苗供應不均，經濟結構偏差，嚴重加速了“富者恆富，窮者更窮”的極端差距，我們千萬要關心和警惕。
（光明日報／評論．作者：丘光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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