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古道今話歷史‧完結篇】課本指義興海山為黑社會武鬥 王琛發：污名化華人開拓史

“有些事情無從明言或追究責任，但我曾在中國故宮找回一些關於檳城華人史記的重要文證資料，也曾在泰國看過一幅先民開拓海路經留的古畫，遺憾都沒被保存下來。”

他說，當年馬六甲在咸豐七年（1857年）《三多廟》碑提及“凡廣東省永定縣之眾”，該廟至今還是屬於馬六甲的廣東省各會館，是彼等共同聯合信託的產業。

英1889年頒布社團法令

“但該廟咸豐七年（1857年）碑記也顯示，直到當年，其組織猶以堂口自稱，喚作‘三多堂’。同一年，該廟立起《芙蓉爐骨捐銀芳名》碑，赫然是以芙蓉內戰犧牲的盛明利為首，帶頭捐款最多。”

他披露，英殖《1889年社團法令》頒佈以後，“三多堂”改稱“三多廟”。

“內戰時期，後人更把盛明利香火爐分佈雪州與森州各地，建起20間廟繼續供奉。但在社團法令之後，這批人以馬六甲三多廟追隨者的身份，重返故地修廟，重新回到宗堂教主的老地方。若熟悉馬來亞華僑史者，當可看出這些‘紳商’包括芙蓉甲必丹李全麟、吉隆玻甲必丹葉亞來等人，多是盛明利後輩。”

他說，芙蓉內戰以後，這些人命運未卜，各分一方，依靠集體維持邊生產邊禦敵的農礦開發區，直到1890年，他們終於一起以各方領導人的姿態重回馬六甲舊地，重建他們參加洪門所出身之“大伯公廟”，並在廟後進豎立“三多廟屬下紳商”共同牌位。

同時期，葉亞來等人由吉隆玻出力，正推動着盛明利以“仙師爺”名義走向神聖定位，由海山公司開拓英靈化身為華人集體祖神，分香中馬各地成為礦區保護神。

“此例為據，碑文便是證據。當時南洋各籍貫華人群體集體謀生，過着小國寡民而少與外界來往的小農生活，生活上主要依靠原產品經濟，他們很難可能長期而靜態居留在一處相對封閉自足的地區。”

相反的，大家得依靠集體互相扶持，又必須不斷擴大、流動與分支的跨海跨境開發，還可能經歷對外摩擦或戰鬥，各地城鎮鄉村的地方華人歷史是難以顯示單純“地方”狀態，其碑文文字所述及的各種“地方”人事，都可能牽連所在區域其他地方。

“甚至人們生活在海洋圍繞的世界，講究水陸平安，海洋到江河之間航道如何相互接通，也會使得航路各處碑文內容出現‘各埠’觀念，地方現象難以局限在只討論地方因素。”

依賴水路重視開埠

客家語散播各地

1895年，《大山腳義學堂碑》提供給王琛發最難得的經驗，就是發現研讀南洋華人碑文時應當注重古文典故，絕對不能只靠認識漢語漢字來解讀。

“這不但得關注地區或組織慣用的方言與辭彙如何影響碑上文字的意思，還得關注各地所有碑文是屬於那個社會人群的需要，用立碑群體的方言讀碑，以彼等風俗習慣理解碑文辭彙。”

他說，各地先民在他們視為重要的場所留下碑刻，會使用他們自身熟悉的語言，可能是以原鄉母語辭彙書寫碑文，都是為了讓“自己人”易懂又易流傳，也方便後人接受。否則可能無從斷定碑文說的人與事由來。反之，結合相關籍貫或方言群先民民俗去探討，不僅能切合歷史上的地方民情，可能還會發現前人未知的很多事情。

他近期再次受託主持“大山腳潮人史記”資料彙編時，搜集與查閱近20年出版的相關文獻過程中，欣慰許多後來者正在引用、解讀甚至翻譯《大山腳義學堂》碑文，卻也對網上難以找到滿意的翻譯或解讀文章感到苦惱，主要是撰文者一般忽略開發區原是以惠州客家人為主，未曾意識到碑文反映着按照客家習俗，是以客家語言書寫，因此也就忽視碑文內容是夾雜方言或地方土話音譯。

他認為，忽視某些文字也可能忽略客家人在海洋歷史的主動地位，以為先民都是漂洋過海到南洋，以後就散居各處自謀生路，先輩生活真相就如他們經常強調“客家人開埠”，時常依靠水路保障經濟。

“‘埠’字原意指碼頭城鎮連接海路的前沿地帶，是人與物的集散地，連接各個開發區與外間世界。‘埠’在地理上定義就是前邊靠水而有船隻進出，周邊也接近方便生產區資源運送。南洋客家人既然是依賴水路而重視‘開埠’，客家語及其方言的寫法，也就隨之散播各埠。”

大伯公註冊福德正神

內藏歷史玄機

王琛發研究分析，以馬六甲海峽北部檳榔嶼、吉打、霹靂都出現“海珠嶼大伯公”廟祀，對比馬六甲三多廟因着馬六甲河口外填海從烏貝島迎回“海珠嶼大伯公之墓”石碑，會發現這些地方都是供奉“海珠嶼大伯公”，也就是紀念民間視為洪門先驅的3位早期人物。

他說，再對照這幾個地方的文獻，各地都是擁有源自洪門五房各自底下分支的海山公司、義興公司、和勝公司等單位，這些單位又都是尊奉海珠嶼大伯公為集體祖神。

“而光緒甲午年（1894年）《三多廟》碑上所謂‘闔廟眾紳商’，雖說頗多海山公司後人，但也包括‘老義興’，足以化解多年來馬來西亞中學課本固化敘述的‘義興和海山會黨械鬥’的說法，那種課文總把政治事態轉向誇張為華人‘黑社會’武鬥騷亂，有汙名化華人開拓歷史之嫌。”

他認為，對比三多廟與檳城海珠嶼大伯公信仰文化，更有理由推測，馬六甲海峽北部與中部兩岸過去原本是有着海上相通網路，後來因在地群體各地活動範圍牽涉不同馬來王國，各自也在陸上形成不同農礦開拓區網路，參與不同區域的地方利害關係，導致各地逐漸發生演變，形成各自的局部區域的鄉群關係與政治局勢。

“不過，本世紀最初十年或更早，馬來西亞政治氛圍與社會風氣都不如現在開放，有些事態並不是長輩們一致認為可太公開討論。但他們也很關切如何能讓史料保存下去，以待時機，希望有朝可真正持平論述，為先人討回公道……所以，南洋華文碑銘，作為公道論述先民的證據，即使在一些文字無從公開的年代，保護工作也不能鬆懈。”

他說，正如相關“大伯公”的討論，他當年曾借助《惠州人在大山腳開發史上的地位與組織的變遷》提到，廟中大部分文物志明是玄天廟，民間常稱為“大伯公”，而1893年8月1日取得的英殖民政府註冊又是“福德正神”，其中藏有不少歷史“玄機”。

多年之後，馬來西亞在2011年因着時勢演變的壓力，宣佈取消或修改多項時代不宜法令，次日正好砂拉越舉行相關大伯公信仰文化研討會，他立刻公開過去前輩們收藏起來的好些匾額、楹聯、文獻，終於能說明“大伯公”為何不同一般“土地福德伯公”，而是會被開拓群體帶着香火，跨海跨境到各地分香，甚至把神像供奉於廳堂。

依賴季候風南下

先民乘船航行各地

王琛發說，若依照謝清高口述《海錄》，客家人開發南海，當然不是局限在馬六甲海峽東西兩岸，華南各地先民早在18世紀已以短程洋船長期在南海各國沿岸航行，依賴季候風往來南中國海西南各埠。而《海錄》撰述者一旦遇到當地土名或用詞，也通常會按照梅州客話音譯。

“當中提到南中國海西邊‘咭蘭丹國’（現在馬來西亞吉蘭丹州），說該國‘呀喇頂’與彭亨（邦項）後山“麻古”產金處相連，中國每年有數百人到達，其文字敘述‘閩人多居埔頭，粵人多居山頂，山頂則淘取金砂，埔頭則販賣貨物及種植胡椒’。撰寫者在全書各處總是習慣把‘埠’寫成‘埔’，其實亦是南洋閩、粵、客語原本通用用詞。“

此外，《海錄》有關吉蘭丹的記載，足以說明當地華人社會曾經人口龐多，年年數百人因應着經濟誘因前來聚集，配合吉蘭丹王國也有相應管理制度，形成生產聚落。

“書中還說當時興起華人帆船製作業，人們熟悉各種職務分工，‘船主’是以洋船出海往來買賣貨物，造洋船出貸者則稱為‘板主’。這表達繁忙海上景象，描述閩粵兩地先輩，包括兩地客家人，不僅使用中國人稱為‘洋船’的中短程海路帆船來往各處，在南中國海東岸又有人從事造船租船或受雇開船，極為熟悉來往南洋各埠規範航線。”

1904年始盛行華語

王琛發說，從事南洋華人歷史研究，當然還得瞭解南洋推行官話或“華語”是1904年方才開始盛行，是按照清廷癸卯改制承辦新學堂以後的事情。此前各埠中文寫字用詞習慣，無不受各地主要開發群體的風俗習慣與方言母語影響。

“即使前總領事張振勳（弼士）後來推動新學最力，他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為新加坡豐順、永定、大埔鄉親題撰《重建三邑祠碑記》，也還是如斯寫法：‘謹詹吉日，將從前舊式概行拆去，直入鋤進七尺，照舊分金格式，重建新祠，方不致如萍麗水，空浮失氣也’。”

其文言碑文近似白話，要是用客家語念出，會更能體會他是以風俗習慣和方言運句。既然19世紀或更前的南洋華人碑記是出現在人們以方言溝通的年代，要完整閱讀與理解碑文，就更須要懂得按照閩南或者客家方言讀碑，並且得兼顧考慮其傳統觀念與風俗習慣。

“再以三多堂咸豐七年碑記為例，其內容有說：‘將所得之銀，又買九屋一間，其所出之稅，以應施孤兒’，文字將‘舊屋’寫成‘九屋’也並非寫錯字，而是刻意以諧音求吉利，而‘所出之稅’，則明顯反映馬六甲當地廣府與客家人習慣了閩南人把‘出租’稱為‘出稅’ ，明顯是碑上出現地方化的用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