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七十古來稀，投身報壇近半個世紀，從有牙到無牙，從黑頭到白頭，依然是寂寂無名的我，終於默默無聞地下崗，也向曾服務過27年的《光明日報》告別了。
這不是我的第一份職業，卻一直視之為此生唯一的終身事業。
從當《通報》記者開始
記得1967年畢業於韓江中學，踏入社會，曾先後當過派報員、電氣學徒和紡織廠工人，直至在那些年的燃燒歲月裡被捕後，囚禁在森美蘭的芙蓉特別監獄，有緣與決心坐穿牢底的馬共成員為伴。
恢復自由返檳後，一度再以派報為生，接着改行當建築工人，沒想到很快如願以償投身報界，應聘為《馬來亞通報》駐檳記者，那是只能回味的40多年前往事了。
當時對我來說，這不僅是一份月薪260令吉，還得養妻育兒的職業，其實是追求理想的開始。
在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不少韓中生投身報界，在不同的崗位服務，甚至在某個時期，多家華文日報的總編輯皆出身韓中。
與此同時，在那些年，不乏左派人士包括重返社會的前政治扣留者成了華文報編採部的一份子，在新的平台拿起筆桿子，不忘初心地實踐他們的信仰。
在這期間，我曾兩度被調往雪蘭莪八打靈的《馬來亞通報》總社上班，而與家人分隔兩地多年，每當請假返檳見妻兒，總是來去匆匆。
就在27年前的某月某日，甫回到家門的我“突然”接獲甫上任《光明日報》新聞編輯的容耀群來電，從此就加入《光明日報》這個大家庭，結緣之前在《光明日報》不幸因財困而陷入生存危機，仍堅持不離不棄《光明日報》的全體編採部同事，為拯救和重建《光明日報》而共同努力奮鬥。
在《光明日報》易主，成為《星洲日報》的姐妹報初期，時任《光明日報》總經理兼總編輯洪松堅、副總經理楊蘇夏、副總編輯林文立、新聞編輯容耀群、身為執行編輯的我、採訪主任蔡進興和副採訪主任趙家農組成復興《光明日報》的“領導核心”。
時至今時今日，這7人班底包括後期擢陞為首席執行員的容耀群，已相繼離職或退休，正是人事幾番新，感慨不已。
在《光明日報》總社，或許我和容耀群如今是極少數的兩位，最了解這份華文日報如何度過“黑暗時期”，展現堅強的生命力，像鳳凰浴火般重生，在我國華文報業締造奇蹟的點點滴滴。
我曾受委托與另一位編採部同事撰寫數萬文字的《光明日報》前世今生，記錄了它在多災多難的環境中孕育、誕生、成長的艱辛歷程，可歌可泣，其中也不乏“內幕”故事，……惜至今不知何故仍未能付梓，文稿若已“遺失”，誠屬遺憾。
頗感欣慰，更心存感激的是，我在《馬來亞通報》和《光明日報》任職期間，曾獲多位華文報界前輩包括莊之明（已故）與林通光（已故）的指導，而在長達近半世紀的報人生涯中，從當記者開始，先後擔任助編、體育編輯、採訪主任、策劃編輯（副刊）、執行編輯、副總編輯、執行總編輯、編務顧問及專欄作者，並先後受教於12位總編輯，得益匪淺。
曾不幸暫遭停職兩週
真的忘不了，在主持《光明日報》編務的時期，像是把報館當作“第二個家”，幾乎全年無休，365天的每晚是其中最後一位下班的編輯部主管，而在午夜甫回到家門，常因發生大新聞而被電召趕返報館改封面版，還是覺得“不亦樂乎”。
（到了55歲法定退休年齡，轉為合約員工，才正常地休週假，且有兩次因心臟病猝發，慶幸及時入院，在加護病房“休息”。）
《光明日報》創刊以來所遇到的最大挫折之一，也使我個人覺得在統治者強權下“蒙冤”乃不幸被內政部基於本報刊登一則轉載有關褻瀆伊斯蘭先知漫畫的新聞，曾從2006年2月14日起被吊銷夜報出版准證2週，而我及集團高層除了被內政部“請去布城喝咖啡”，本身也被究責而暫遭停職。
無論如何，在漫長的報人生涯中還是“賺”到，有幸與編採部同事“見證”了無數的“今日的新聞，明日的歷史”大事件（篇幅所限，難以從頭細說），包括我個人曾在報人的崗位經歷了10屆的全國大選，尤其是我國於2018年“509”大選首次出現歷史性的政黨輪替。
祈願《光明日報》加油
記憶猶新，往事歷歷在目，並不如煙，際此全世界包括我國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並適逢新聞事業面對最嚴峻挑戰的關鍵時刻下崗，本身不知會否成了“逃兵”一名。
大半生在新聞事業中嚐盡“甜酸苦辣”，依然深感無怨、無悔、無愧與無憾，此時此刻在同事的祝福聲中向《光明日報》揮手道別，緬懷和致敬所有曾為《光明日報》乃至華文報業的生存與發展無私付出，貢獻良多，惜未得到任何回報，而兩袖清風的前輩和老同事，祈願後來者在新聞戰線上堅守下去，絕不輕易言棄，那怕是“戰”到最後一兵一卒。
誠摯祝福同事們，《光明日報》繼續加油！
文/劉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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