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獵人：王美玲
貴為一國之都的吉隆坡，金光閃耀，紙醉金迷！當大部分人忙着累積財富、追逐物質享受，街頭上卻遊蕩着一群三餐不繼、無瓦遮頭的街友。當社會打壓、驅趕、排擠他們時，社區工作者王美玲卻傾己所能捍衛街頭正義！
王美玲39歲，大學主修語言系，後在馬來亞大學歷史系攻讀碩士，但碩士方帽還沒有戴上，她就走進了吉隆坡市中心霓紅繁華背後的陋巷街頭，展開自己曲折離奇的“街頭人生”。那一年是2014年。
是機緣巧合吧，她笑說。那一年聯邦直轄區部長東姑安南禁止非政府組織賑濟街友，點燃社會關懷與人道組織的眾怒，她是其中之一。之後，她加入一群非政府組織，一起走上吉隆坡街頭抗議。2015年，她加入非政府組織街店（Kedai Jalanan），與街頭廚房（Dapur Jalanan）、街頭書坊（Buku Jalanan）、街頭劇場（Theatre Jalanan）等串連成社會關懷網絡，一起為街友及貧困群體爭取權益而努力。
2018起，她開始採集街友故事，為了縮短與街友的距離，她睡在街頭，變成街友的鄰居；2019年6月，她到日本大阪參加當地街友發起的“反資本主義運動”，與街友一起鋪紙皮睡街頭，抗議日本政府為主辦奧運會造成貧困及破壞環境等問題。2個月後，她獲得美國大使國“社區解決方案計劃”（Community Solution Programme）的資助，到美國舊金山繼續街友故事採集的計劃，再次把自己變成街友，不僅認識了很多街友領袖，也連結許多國際人道關懷網絡。
2020年回馬後，她與朋友及3名街友成立社區組織匠子（Hara Makers），希望能以社會企業的模式幫助街友謀生，也解決街頭的環境問題。
吉隆坡街頭滿是創傷！
沒有人想成為街友！
變成街友的理由千百種，
王美玲看到的是：
街頭充斥着創傷！
行動管制令之前，王美玲和伙伴習慣在晚上11點到秋傑區街頭派飯，讓晚間下班的貧苦勞工有口飯吃。某天，飯已派完，團隊正收拾東西準備回家，突然從路邊的草叢中爬出一個人，叫住她：還有飯嗎？
王美玲印象非常深刻：“他是個殘障街友，那一天輪椅被人偷了，他只能辛苦地爬到派飯地點。”當下飯已派完，她立即再去買了一包炒粉給他。後來，殘障街友介紹哥哥給王美玲認識，這個哥哥在夜總會當跟班，錢來得快也去得快，常常是一貧如洗，也只能與弟弟一起露宿街頭。
七十幾歲的安哥周在哈芝泰益巷（Lorong Haji Taib）店屋樓上租房住，單身的他曾經是酒樓廚師，退休後偶爾到酒樓打打零工，年紀越大眼睛和雙腳漸漸退化，他就只能拿一些雨傘在街頭擺賣，沒錢交租時常會被房東驅趕，日子滿是擔驚受怕。
誰說街友一定都遊手好閒、好吃懶做、無家可歸？“我對街友的定義比較廣義。”穿梭在街頭這些年，王美玲看到的，是底層世界的脆弱與無助，在整個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排擠打壓下，這群夾在社會底層的人誰也不知道明天是什麼樣子。
“不是在街頭流浪的才是街友。”她說，很多人今天住在酒店或租房，甚至自己的公寓，明天就丟了工作被驅趕出來，變成街友；或今天流浪街頭，明天找到散工做，有了錢又可以找個地方住。所以，對她來說，這些脆弱族群，都是街友。
有頭髮誰要做癩痢？
王美玲曾經針對吉隆坡街友做過一項調查，發現70%的街友都有工作，只是他們的收入無法負擔日常開銷。“他們的工作都是一些不固定的零工，賺日薪，如果今天生病不能工作，就沒有地方住了。”也因為這樣，吉隆坡到底有多少街友？沒有人真正準確的計算過。
她舉例說，有些街友住在廉價酒店，或租房間住。她看過秋傑區商店二樓間隔成很多狹小房間，每間房只有擺一張床和放一點私人物品的小空間，沒有任何窗戶，專門租給獨居老人或勞工。“環境很惡劣，骯髒、空氣不流通，又多人擠在一起，2019年間每月租金450令吉，一年後起到五六百，叫勞工怎麼負擔得起？”這群人只要有工開，都寧願租房住，但如果沒有工作，就只能露宿街頭。
吉隆坡屋價高漲得離譜，更讓她覺得荒謬：“一間公寓至少50萬起跳，可是我們的最低薪資只有1500令吉！”居住正義在哪裡？她忍不住叫起來。
“疫情期間，這樣的情況更是嚴重。”她看到的，過去40%街友是60歲以上的老人，疫情期間多了很多年輕人和攜家帶眷的街友。“本來有完整的家，失業，吵架，離婚，出走……”她問：這是街友自己的問題嗎？能用好吃懶做來形容他們嗎？
「魯蛇」被不友善對待
街友是現代化都會發展的共同產物，每一個國家都如此。王美玲行走美國、日本和吉隆坡街頭，看到的都是一個樣貌：社會對“魯蛇”（Loser）的不友善對待，讓街頭滿是創傷。“我看到都是創傷。城市對失敗者太不溫柔！”
她心痛，在高度競爭的社會下，我們給予低教育程度者、獨居老人、失業者、殘障者、患病者、移工、性工作者、跨性別者……的機會和空間太少，使他們陷入貧窮；貧窮，就沒有太多選擇，生活品質也就越來越低劣，影響身心健康，就更沒有能力跟上社會步伐。
她常想：如果這座城市多一點點溫柔，城市街頭風景或許會不一樣。
吉隆坡市區陋巷街頭
繁忙的吉隆坡車水馬龍，大廈矗立，經貿活動熱絡，人潮熙來攘往。作為馬來西亞的首都及經濟金融中心，吉隆坡在2019年甚至被InterNations評比為亞洲第二大宜居城市！
在國家現代化發展政策下，全馬高達75%的人口湧進城市，其中177萬人擠進吉隆坡。城市的生活節奏快速，但人口的多元特質和條件不同，追趕的步伐也不一致，追得上的被歸類為社會勝利組，跑得慢或半路跌倒而落後的，掉進社會失敗組，人生也被打入地獄，被歸類為城市“毒瘤”，街友就是其中一群。
街友無家可歸，只能露宿街頭，經常因為有損市容而被驅趕，能容下他們的，目前只剩下富都車站、中央藝術坊、巴生巴士車站、茨廠街一帶及秋傑區街頭，這裡已形成他們自己的生活網絡，也是最易取得社會資源的地方。根據《2018年國家健康及疾病調查》報告，吉隆坡露宿街頭的遊民約有1300至1500人，其中40%為60歲以上的老人。這個數字在三年冠病疫情的打擊下，正急速上升，年齡結構也趨向年輕化。
街友是城市的普遍現象，失業、債務、疾病、家庭及健康問題等因素導致流浪城市，反映的卻是國家政策的含括性不足，包括缺乏可負擔房屋及交通，以及精神健康服務。
粗暴政策是另一把刀
街頭的創傷，是一道道從政策到社會劃下的多重刀痕，舊傷未癒，新傷再來，永遠難以復元。
王美玲和很多街友關懷組織出現在街頭，就是因為違反人道的街友政策。“2014年7月3日，當時的聯邦直轄區部長東姑安南宣佈禁止吉隆坡所有團體賑濟街友及在樂天廣場方圓2公里內派飯，目的是讓吉隆坡的乞丐和街友絕跡，竟然有這樣不可理喻的政策！”
這道政策只是冰山一角。以《1977年赤貧人士法令》為例，法條明文規定“政府有責任拯救赤貧人士”，但落實到執行面時，卻荒腔走板。根據法令，60歲以下且沒有繼承人的街友或乞丐將安置在Desa Bina Diri收容所，60歲以上則送到福利部屬下的Sri Kenangan中心。“送到收留所，說是‘拯救’街友，但實際上卻像扣留營，街友像罪犯般被關在裡面，電話被沒收，除了吃、睡、看電視，什麼都不能做，也不能離開，除非有人申請‘保釋令’將他們‘保釋’出來。”如果逃走，就會犯下輕微罪刑。
市政局以“有損市容”為名，逢週五就到街頭掃蕩，將熟睡中的街友強拉上車送到收容所，2016年甚至還無故逮捕街友後丟棄在高速公路上或偏遠地方，讓他們求助無門。“他們只不過睡在街頭，並沒有犯罪啊，為什麼要這樣懲罰一個窮到沒地方住的人？”她憤怒。
還有，街友病倒街頭叫救護車，會被罵“浪費公共醫療資源”，送到醫院就診會被刻意忽視；找工作會四處碰壁；租房子會被拒絕或驅趕；就連公園和巴士車站的椅子也被刻意做欄杆，或用強光照射五腳基，只為了不讓街友睡覺。
街頭有太多的不公義。
在街頭撿垃圾創業
王美玲很喜歡秋傑區，
在骯髒、混亂和絕望之中，
卻遍地都是珍貴的資源，
讓她信手拈來都可以重塑新生。
下午的端姑阿都拉曼路車水馬龍，熱鬧喧囂，轉個彎繞到後面的哈芝泰益巷，頓時消音。兩旁店屋已顯陳舊，人少車靜，大部分店面或成倉庫，或大門緊閉，唯有路上、巷間垃圾堆積散亂顯露一點人類軌跡。
安哥周早已提着大包剪好形狀的塑膠袋等在路旁。
“這次做得比較慢。”安哥周說。王美玲笑着將塑膠袋放上車，再把一大包待整理的塑膠袋交給他：“這次不用剪，只要幫我摺好就可以了。”然後，王美玲將這次完成任務的酬勞交給他。
七十餘歲的安哥周是匠子（Hara Makers）的工作伙伴。“我是在一年多前一次派飯時認識安哥周，他偶爾會到酒樓打打散工，有時在街頭賣雨傘，後來我問他要不要加入我們的‘重塑新生’計劃。”任務不難，只需將回收的塑膠袋隨意剪成各種形狀的小細片，之後再交由其他工作伙伴燙平、車縫成不同款式的手提袋或帽子等產品。
“剪塑膠袋是老人家比較可以勝任的。”王美玲解釋。當初在創立匠子這間社會企業時，就是本着為街友及B40低收入群體創造工作機會，讓他們有更多的自主選擇，也可以解決街頭的塑料垃圾問題。
“我們推出友善回收計劃，出比資源回收站高的價格向B40群體和街友收購塑膠袋和果皮，原意是鼓勵他們積極回收街頭的塑料垃圾，增加他們的收入。接着再交給有興趣加入的街友和B40家庭整理、裁剪、燙平及縫製成各種產品，以件或重量計酬。”最後由匠子行銷產品，形成一條可創造許多就業機會的塑料循環經濟生產鏈。
援助街友真正需要什麼？
聽起來很理想，做起來卻舉步維艱，比如街友的意願、工作的複雜程度、資金的來源、企業運作邏輯與初衷的衝突等等，都不是件易事，特別是她時時提醒的莫忘初心。
“一開始，就是為了維護街友的選擇權。”她說。匠子之前，她是街店的協調員，服務街友的最深刻經驗，是街友總是被當成“貧窮就沒有權利作選擇”。
“很少人會去問，街友真正需要什麼。”她在2018年當街友期間，曾試過一個晚上收到6盒飯，雖然她說她不需要，但送飯的人為了早早收工，總是硬塞給街友，導致很多資源白白浪費。“派日常用品也是這樣，一包包派給街友；衣服只派白色，卻從來不理街友最討厭白色……最後是丟掉而已。”
因此，在管理街店時，她將所有物品擺在架上，讓街友和低收入群體自己挑選需要的物品。2019年，為了幫助街友尋找到需要的資源，她調查及收集了吉隆坡市中心百餘個街友服務的非政府組織及官方機構的資訊，製作成一張街頭資源地圖，希望街友在需要醫療時，知道哪裡可以拿藥；需要法律服務時，可以找到免費法務諮詢，沒想到結果嚇了她一跳！
“百多個資源站，絕大部分是派飯和日常用品，醫療、法律、輔導諮商及住宿資源嚴重缺乏！”這還不包括那些不定期前來派發物資的慈善團體或突然中馬票做善事的個人。
她感嘆：資源失衡情況相當嚴重。這也激發她重新思考街友服務的方向，匠子就是因應街友需要而誕生。她說，當時幫街友找工作很困難，她和朋友，加上3名街友開始討論要一起做生意。“街頭的垃圾很多，也有很多街友靠拾荒維生，街頭看不到鋁罐、紙張，因為有市場價值。”她笑說，唯有塑膠袋和塑膠瓶罐無人回收，滿街飄揚！
兩難產背後得違背初衷
街頭的塑料垃圾氾濫成災。她解釋，對街友來說，塑膠袋是最容易取得的必需品，“我當街友時，也是滿身的塑膠袋，那是街友收納物品分類的方便工具，比如必需品放藍色袋，盥洗用品放紅色袋等等。”但本地的塑膠袋容易破及不耐用，導致用後就丟，散佈街頭。
於是，匠子因解決貧窮問題而成立，建立塑膠袋回收再製生產鏈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手段。在前端，王美玲獲得泰國非政府組織SEA Junction提供的資金，支持她添置塑膠加工器材和基本營運開銷；在後端，她獲得Uniqlo等公司的支持，購買塑料再製的產品；中間的生產鏈，就交給街友和B40群體分工合作，也賺取一筆比勞動市場更高的回酬。
這一切，全靠她與另一名共同創辦人一腳踢：自己上網學習設計及製作產品、聯繫及協調工作伙伴、送貨、行銷推廣等等。有時候還會在一些環保市集見到她倆開檔賣包包、推廣塑料再造DIY體驗活動等等。
依賴贊助及企業支持不長久，王美玲心知肚明。企業管理專家建議她採用商業模式，量產產品，並配合市場偏好設計精緻化產品等等，她就開始猶豫了──初衷是解決街頭過盛的塑料垃圾，而不該是購買新的塑料來量產，也不該是滿足消費者需求後用過即丟，或增加過度的包裝；量產和精緻化後，街友和B40群體在能力上和條件上能否應付等等。
她過不了這道坎。這條路該怎麼走，她還在思索！
垃圾都是寶
在一般人眼裡，秋傑區龍蛇混雜、陰森危險，王美玲卻視它為天堂。“我很喜歡秋傑區，這裡附近有個巴剎，垃圾很多，都是珍貴的資源。”
王美玲走到巷子兩個大型垃圾槽前，開始搜索滿到散亂一地的垃圾。“你看這些水果，有些還能吃的。”
在創辦匠子之前，她會將還完好無損的水果撿起來，做成其他食物送給街友吃。“我問過水果店，好好的為什麼丟掉，原因竟然只是因為新貨到了，舊貨就丟了。”
垃圾堆裡的柑、橙、蘋果、香蕉、檸檬……多不勝數，除了吃，她也把它們做成肥皂、紙張、堆肥、開闢社區菜園。獲得SEA Junction的贊助資金後，她開始研發食物渣再造產品，蚊香就是其中一種。
“街友很需要蚊香。”她說。學習製作食物渣蚊香也是一個偶然，“遇到一名華人安哥說小時候有做過食物渣蚊香，秋傑巴剎這一帶每天都有人丟很多水果，正好可以用水果皮做成蚊香。”蚊香的原料除了食物殘渣或咖啡渣之外，還有木黏粉及椰壳粉等天然元素。
捍衛街頭正義
聯合國人權宣言開宗明義：人人生而平等，不因他的種族、性別、社會地位、國籍、年齡等而有所差異，都應享有維護尊嚴、平等、自由的基本權利。但在以資本主義為本的市場經濟邏輯下，社會權利和資源集中在強者手中，弱者被排擠到社會邊緣。
捍衛社會和環境正義，是永續發展的關鍵內涵，聯合國制定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中，就有7項與捍衛正義息息相關。
目標1： 消除貧窮：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目標2： 終止飢餓：確保糧食安全，消除飢餓，促進永續農業。
目標3： 良好健康與社會福利：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目標6： 清潔飲水與衛生設備：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目標8： 體面工作與經濟成長：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讓每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目標10： 減少不平等：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目標16： 和平、正義與健全的司法：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的體系。
報導／ 高佩瑤
攝影／ 黃招勤、照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