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拿督斯里依斯邁沙比利日前宣布，我國將從2022年5月1日開始，落實1500令吉的最低薪金制，最低薪金制之爭議，再次在大馬激起千重浪。
首相是基於生活成本逐漸上漲，對B40群體帶來影響，因此批准落實1500令吉最低薪金制，但僅限於大公司及政府關聯公司（GLC）。至於微型和小商家及員工人數和收入低無法支付最低薪金的公司和合作社則獲暫緩。
毫無意外地，代表雇主的大馬雇主聯合會（MEF）、大馬廠商聯合會（FMM）或大馬工業安全協會（PIKM）群起反對，要求展延或分階段落實。
上述情節似曾相識。記得十多年前，大馬雇主聯合會執行董事山蘇丁巴丹曾在人力資源部舉行的全國最低薪金制研討會上語出驚人的宣稱“即便是世界末日毀滅後再重生，我們依然堅決反對最低薪金制！”
其實，山蘇丁巴丹的言論也正凸顯了最低薪金制政策的爭論性。每當觸及這敏感議題時，支持與反對的聲音很容易陷入慣性的二分法，即雇主與工人階級之事，以及政治左右派意識形態相爭的迷思。
而最低薪金制與我的淵源匪淺。當年熱衷於公共政策研究與倡導的我，勤於筆耕投稿中英媒體，在受邀為英文財經週刊The Edge Malaysia寫專欄。我的第一篇稿：“Working Poor First，Faire Deal Now！“更是公開要求政府推行最低薪金制。
當政府最終決定從善如流在大馬推介最低薪金制時，我受人力資源部的邀請加入負責擬定相關政策與法律的技術委員會，和多位來公共領域、私人界和學術圈的專才，聯同世界銀行的顧問團共同為大馬歷史性的最低薪金制略盡棉力。
記得當時我們技術委員會成員輪流馬不停蹄奔訪全國各地各大中小企業，包括遠赴沙巴與砂拉越，蒐集意見與回饋時，絕大多數的企業都對最低薪金制的推行有所保留。反而他們更關注外勞、能源補貼和原料供應璉等問題。
打破低生活成本迷思
無論如何，在各方群策群力下，2011年國家薪金咨詢理事會法令如期在國會三讀通過，並在2013年1月正式推行最低薪金制！根據該法令政府每兩年必須對最低薪金制度進行檢討。
所以說最低薪金制與我的淵源匪淺，從當年孜孜不倦對最低薪金制公共政策的研究與倡導，到後來戰戰兢兢參與最低薪金制政策的擬定和法律的草擬，近年則親身在勞工法庭處理最低薪金制的勞資糾紛，夫復何求?
然而這樣多年了，初衷依然不變。顯然，制定最低工資或更公平的工資制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是真實存在的。
事實上，最低工資政策不僅應被視為旨在減少貧困和高收入精英與在職窮人之間收入差距的綜合社會安全網的一部分，還應被視為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打破馬來西亞持續沉迷於補貼、低生活成本、廉價外勞和低工資制度的惡性循環，以及緩解人才流失。
因此，政府現在是時候為這個國家的在職窮人提供更公平的待遇了。 毋庸置疑，政府必須提供一個可行的最低工資模式，該模式基於國家的經濟狀況，並考慮到雇主和工人雙方的利益，以及全國不同地區的不同生活成本。
（光明日報／評論．作者：許文思）
光明網促請讀者及網民，共同維護言論自由精神，營造理性交流環境；任何人身攻擊、鼓吹種族與宗教仇恨、誹謗與造謠等留言，皆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本網站有權刪除任何違反此原則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