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鄭智鍵
成立於1951年的武拉必新村，是全檳14座華人新村當中，唯一被國家遺產局選中，與全國各州其他7個新村一起，在今年初獲選列入申遺名單的檳城華人新村，彰顯了其獨特的歷史和人文特色。
1991年，武拉必鄉村發展暨治安委員會議決，要以5名已故但貢獻良多的地方領袖名字，為村內5條馬路命名，包括武拉必華小及新村發展貢獻良多的學校董事關德陳、沈照從、林峇福、拿督陳金泉，以及早年人稱“Bidan姨”（即接生婆）的女性代表余亞央。
遺憾的是，5名地方領袖的路牌，在安裝不久後即遭拆除，據了解，當時道路命名一事並未取得威省市政局的批准。
這些地方領袖的貢獻，隨着歲月流逝已被人淡忘。如今，他們的後代都期盼檳州政府重新以他們的名字，為村內5條路命名，藉此歌頌他們的功績，讓他們名留青史。
路牌安裝不久就被拆
老一輩仍舊津津樂道
關德陳、沈照從、林峇福、拿督陳金泉和余亞央，這5名地方領袖的名字，在武拉必老村民心中，可謂無人不曉。
關德陳是武拉必華小第一任董事長、沈照從是第二任董事長、林峇福擔任副董事長，拿督陳金泉接棒第三任董事長，他們都是當地非常活躍的領袖，為創建武拉必華小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沈照從也是50年代首位武拉必村長，陳金泉也曾擔任村長一職長達34年（1973至2007年），為村民謀福獻力。
據悉，在國陣執政時期，檳州政府原計劃以武拉必新村5位先賢之名，為當地道路命名，以示紀念與表揚。然而，有關路牌安裝了沒多久就被拆下，之後更以其他路名取代，真正原因不詳，有指是因此事未獲當局的批准。儘管只是曇花一現，但老一輩的村民提起此事，仍然津津樂道。
5位領袖的後代，包括沈從照的兒子沈自量、關德陳的孫子關大華、林峇福的兒子林寶光（武拉必華小校友會會長）、陳金泉的胞弟陳松輝，和余亞央的媳婦黃麗萍受訪時說，他們只略知一二，先賢路牌被拆除及更換路名的真正原因，卻不得而知。
武小從簡陋變4校舍
歷任董事貢獻巨大
武拉必小學董事長拿督陳國安說，該校創辦于1954年，校舍簡陋，當年幸獲得多任董事付出心血和汗水，包括關德陳、沈照從、林峇福和陳金泉，至今才發展成擁有4座建筑及禮堂的校舍。
關德陳是武小首任董事長（1954年1月1日至1955年12月31日）、沈照從和林峇福是第二任董事長及副董事長（1956年1月1日至1971年12月31日）、拿督陳金泉則第三任董事長（1972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接着第四任董事長是林錦發博士（2025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他說，歷經數十屆的董事會，才造就了該校今日的光輝，先賢的功績應該被銘記。
“追溯發展的過程，在這段漫長歲月中，感謝歷屆董事們不畏艱辛，默默地為該校的建設與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余亞央唯一女性代表
村內孩子多由她接生
這5人當中，助產士余亞央是唯一的女性代表，不說不知，這位當年家喻戶曉的“Bidan姨”，另一身分是檳州前副首長拿督余水清的胞姐。
余亞央早年是武拉必新村家喻戶曉的政府助產士，人稱“Bidan姨”（即接生婆）。在1950年代，醫療服務嚴重匱乏，村內婦女分娩時大都由她接生。據悉，村內每戶人家當中，就有一至三名孩子，是由余亞央經手接生。
1950年代，大山腳的醫院和診療所極少，醫生和護士更是鳳毛麟角，醫療條件極其匱乏，武拉必新村許多婦女只能選擇在家裡分娩。
村民眼中“活菩薩”
當時在政府醫院任職的余亞央，是村民眼中的“活菩薩”。村內家中若有產婦臨盆在際，大家都寄望這名“活菩薩”的出現，協助生產，讓產婦與胎兒平平安安跨過生命關口。
在武拉必新村服務了20多年的余亞央，對村內貢獻遠不止于此。據了解，她年輕時曾擔任該區親善委員會委員，還是鄉村發展暨治安委員之一，積极為新村獻力。
本報記者在武拉必新村進行抽樣調查，發現50至60年代出生的孩子，每戶家庭當中，就有1至3人是由“Bidan姨” 接生。當年，村內會入院生產的婦女，多因胎位不正、無法順產或家庭條件較為富裕。
武拉必華小校友會前會長陳松輝5名孩子當中，其中3人就是由余亞央接生。他記得，早年人們生活環境很差，醫療設備不足，產婦臨盆時极少送院生產，大部分村民都會找余亞央來幫忙接生。
“余亞央非常敬業，只要有人求助，哪怕是大半夜，她都會騎着腳踏車上門去幫忙接生。她經驗老道，只要一摸胎位，就知道胎位正不正。如果產婦胎位不正或可能難產，她會馬上指示產婦家人把人送往醫院。”
余水清胞姐行事低調
他說，教育水平不高的村民，還會找余亞央幫忙為新生兒女取個好名，余亞央都會花心思為寶寶取名。在村民眼里，她就像鄰家人般親切又熱于助人。
儘管當年弟弟是州內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但余亞央卻行事低調，甚少把此事挂在嘴邊，而是默默的付出。
專業深得長輩敬重
淘氣童也乖乖聽話
余亞央當年是長輩們非常敬重的專業接生婆，也是孩童十分畏懼的護士。遇上頑皮的孩子，她會嚴厲批評，因不苟言笑，淘氣的孩子在她面前，也會變得乖乖听話。
武拉必新村前社委會主席洪敦吉（69歲）憶述，印象中的余亞央，常穿着護士服騎着或推着腳踏車去診所工作，或到村民家里接生，及為新生嬰儿做檢查。她總是為婦嬰的事在村里奔走。
“我們小時候挺怕她的，因為我們喜歡在村里到處玩鬧、爬樹，她看到了就會阻止我們胡鬧。她是英校生，說的都是英語，參雜着一點福建話，我們聽不清楚、也聽不懂。每次她一來，我們拔腿就跑！哈哈。”
余亞央於1990年1月22日逝世，享年積閏78歲。她逝世一年后，武拉必鄉村發展暨治安委員會議決，要以她及地方上4名貢獻良多的地方領袖名字，為村內5條馬路命名，但至今仍事與願違。
路牌被拆改為學校巷
媳婦盼更名余亞央路
黃麗萍透露，當年的余亞央路，是銜接“學校路”（Jalan Sekolah）三岔路口的一段泊油路，與武拉必華小僅有一路之隔，但余亞央路牌後來被拆除，並改為“學校巷”（Lorong Sekolah）。
她認為，當年州政府有意以家婆“余亞央”的名字為道路命名，目的是要表揚前人或地方領袖對社會的貢獻，這除了賦予該新村更多歷史意義，讓人記得余亞央生前的典故，也可作為后輩獻身社會的典範。
1977年，余亞央的胞弟拿督余水清乘搭馬航從檳城起飛，不幸遭日本赤軍騎劫，導致他和機上92名搭客全部罹難。為了紀念他，州政府將大山腳市區大街（直街）改名為拿督余水清路。
黃麗萍希望州政府能以拿督余水清路為例，在家婆過世後，重新為“余亞央路”正名，以紀念她生前的付出。
“武拉必新村如今已成為全檳，唯一被國家遺產局選中列入申遺名單的新村，倘若能在此時為‘余亞央路’正名，其意義更是深遠。”
武拉必新村73年歷史
應設文物館收集文物
武拉必區州議員王麗麗說，武拉必新村已有73年歷史，地方上有許多值得記載與傳頌的歷史事跡與人物，因此希望能設立一間武拉必新村專屬的文物館，收集及展覽當地的歷史文物。
她說，舊地契、開埠時期歷任村長，及村內有功人士的史記，都可在文物館展出，讓大家可深入瞭解新村的歷史。
“如果有合適的地點，我想在武拉必設立一間文物館，類似實兆遠的墾場博物館，收集武拉必新村的歷史文化及故事，特別是新村開埠時期，地方領袖及村長的事跡，讓更多人瞭解新村的歷史故事，以及先輩們開墾時期的生活。”
2022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大馬分會曾前來武拉必新村進行田野調查，她當時邀請日新獨中師生及村民代表，組成一支田野調查團隊，採訪近50戶新村人家，從中收集到許多寶貴的資料。
以田野調查為開端，當年舉辦《新村申遺之新村的願景研討會》時，檳城遺產委員會和其他國內文化遺產專人，也前來武拉必新村在地考察。
“過程中，我們發現設立於1951年的榴槤徑或土蓮徑（武拉必新村舊稱），除了獨有的民風，也保留了我國多元宗教和文化特色。”
10年前州議會記錄
路牌名單有5領袖
根據檳州歷屆州議員提交書面問題網站記錄顯示，在2014年5月19日檳州第13屆第二季第一次立法議會上，時任檳州地方政府委員會主席曹觀友以書面答覆，一項有關以檳州領袖命名道路的提問，並證實上述5名武拉必新村地方領袖的名字，已被列入威中縣路牌的名單內。
曹觀友在書面答覆時，清楚列出威省地區共有48條道路，是以檳州領袖的名字命名，當中包括威中區的余亞央路（Jalan Ong Ah Yang）、陳金泉路（Jalan Tan Kim Chuan）、峇福路（Jalan Bak Hock）、沈照從路（Jalan Sim Chon Chong）及官德陳路（Jalan Kuan Teck Chin）。
據悉，以上5條道路的路牌名稱，當年皆未經威省市政局批准，之後也沒有人重新申請，以致最終有關路名沒有被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