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餘”字的簡體為“余”，正好是由“人”、“工”、“小”組成，反映出“人工”（薪金）只得小小一點兒，少得可憐！
這輩子打工打了半個世紀，用勞力和腦汁賺取一宿兩餐（通常沒吃早餐），有工開就有飯開，也算自得其樂。
七十年代有一首改編自英文歌《Beautiful Sunday》的粵語小曲《好彩又到Sunday》，由黃霑填上趣怪歌詞，“鬼妹仔”仙杜拉以鬼馬的腔調唱出：“打工嘅報酬係二分四，辛苦過人仲要激氣，做到我疲，好彩又到Sunday！我哋一班約埋阿肥佬李，蝦餃吔完又去睇戲，做咗六日咁長，一於盡興Sunday！”後面更加出位：“當佢死啦…死啦…死啦…幾何有Sunday？何況個天…天…天…點會話跌落嚟？個個玩…玩…玩…玩到碌地，玩到熱情又跳皮，玩到下個星期！”
真的，打工打得那麼辛苦，最渴望的是又到Sunday休息日，可以喘一口氣，所謂“吊頸都要唞吓氣”！可是我半生在報館打工，最初期那段日子，是沒有機會在Sunday星期日休息的，不過在其他日子休息也不要緊，反正習慣了。
這歌詞中的“二分四”，是指極之微薄的薪金，粵語俗語有一句：“受人二分四，做到索晒氣。”原來清末民初的廣州，受聘於茶樓食肆的大批雜工薪酬很低，月薪只有一元錢，那一個銀元重量為七錢二分，若除以三十折算為日薪，每日就僅得二分四厘白銀，這就是“二分四”說法的來源了。如此低薪，可謂“搵朝唔得晚”，必須“死慳死抵”，花在食宿兩方面後，就所餘無幾。那個“餘”字的簡體為“余”，正好是由“人”、“工”、“小”組成，反映出“人工”（薪金）只得小小一點兒，少得可憐！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前所有國營企業都採用“大鍋飯”制度，工人的薪酬一視同仁，都是三十六元人民幣，無論各人個別的績效如何，是否比其他人努力，工錢都沒有增加，所以那時流行一句話：“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這意味着不論努力與否，結果都一樣，又何必那麼辛苦奮力拚搏去做到最好呢？
就像我們資產社會一些機構那樣，努力的員工如沒有得到特別的獎勵，就會意興闌珊，馬馬虎虎，“Hea住嚟做”，一有機會就“吞Pok”兼“蛇王”，經常偷懶。但求“無驚無險，又到六點”，一夠鐘就收工“鬆人”（溜走）！
“阿華田”和“可樂”
幸好還有一些比較有良心的機構，會體諒員工做得辛苦卻工錢偏低的慘況，於是提供額外的“阿華田”和“可樂”。（請別誤會，這兩樣好料都不是飲料，點止飲料咁簡單呀?!）
“阿華田”是我小時候的一種著名麥芽乳精熱飲，英文叫“Ovaltine”，有濃濃的可可香味，就跟美祿（Milo）差不多，以前去茶冰室，最流行喝“阿華田加蛋”。現在那些好公司並不是泡沖一杯“阿華田”給僱員喝，助他們提神，所給的不是“Ovaltine”，而是“Overtime”，即付予超時工作“補水”的額外工資。始終都是給錢最實際，遠勝一杯慰勞的熱飲。至於“可樂”，所指的也不是喝了令人精神振奮的冰凍汽水可口可樂（Coca-Cola）或百事可樂（Pepsi-Cola），而是簡稱“COLA”的“Cost of Living Allowance”，就是公司體恤員工薪金微薄而額外補貼的“生活津貼”也！
很多打工一族，就是靠勤勞加時工作，賺取Overtime補水，及靠公司付給的“COLA”幫補沉重的生活開支，這兩者已成為打工原動力的“興奮劑”了。
（光明日報／副刊專欄‧作者：李系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