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報導 +攝影:陳潭深
1997年在臘戌的那一天，我從遠處觀察緬兵在檢查站執勤。在我眼前是載滿中國商品的雲南註冊的“東風”卡車，正隆隆地駛入臘戌市中或較遠的市鎮。臘戌的過半人口以雲南漢人為主，他們控制了該鎮的商業。
而隨着“臘戌——木姐”新路的啟用，經濟發展在幾年後會徹底改變木姐、臘戌及瓦城（曼德勒）的面貌。
1969年的“五一三”種族騷亂事件給了我一個近距離經驗，引起我對族群關係的關注。這促使我日後在大學裡主修政治學，並選修民族關係科。我希望這方面的知識使我成為更有用的國民。
我曾有一段時期嚮往政治工作，在大學畢業後，當時的民主行動黨領袖李霖泰也錄取了我出任他的政治秘書。但我沒接受，並始終不加入任何政黨，因我自覺的不宜介入政黨內部或政黨之間的鬥爭。就那樣，我選擇了新聞工作為事業。
在我的記者生涯中，我曾加入國內多家中英文報刊，主要採訪財經新聞。很快的我發現在馬來西亞，商業和政治常是掛鉤的，故此提供很多挑戰性機會給記者從事調查性新聞（Investigative reporting）報導。
因着所修讀的課程，我對馬來西亞政治局勢有了一定的認識，所以被調查性的商業報導所吸引，常以刊登在《亞洲華爾街日報》（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和《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上的報導為學習對象。但1990年在《星報》（The Star）的工作經歷，讓我看到我國報章能容納調查性新聞報導的空間不大。
對海灣戰爭興趣濃
當年3月27日，我去採訪一場涉及上市公司馬化控股有限公司的“辯論會”，參與辯論的有代表馬華的會長林良實和民主行動黨秘書長林吉祥。我本着新聞工作者說真話的反應下，提到一個與林良實稍有出入的資料，沒想到……
第二天，我被報館通知已從即日起，被調到國際組助理編輯部，那是一份從下午做到半夜的工作。我坦然接受調職，將之視為新聞工作者需承擔的職業風險。但有兩家中文報章開始報導我的調職事件，然後林吉祥也加入聲討行動此“迫害”事件。
做夜班國際版助編枯燥，不像追寫新聞稿的興奮忙碌。但隨着1990年8月爆發的海灣戰爭改變了這一切，我開始喜愛閱讀和處理從《沙漠風暴》戰場剛發過來的電訊稿。在半夜放工駕車回家途中，我也會收聽“美國之音”的廣播，追聽美方轟炸巴格達的現場報導。如不是因為做夜班有此方便，妻子雖同情我被調職的遭遇，也不會讓我追聽戰事至凌晨。
從中國姐告遠眺撣邦木姐
就在海灣戰火熊熊的一個晚上，我接獲一通曼谷一家出版社的來電，邀請我出任它們的東南亞通訊員。就那樣從1991年6月，我開始出任湄公河流域的經濟政治新聞特派員。源自中國青藏高原的湄公河（中國境內被稱作瀾滄江），是條川流6國的國際水道，最後將混濁的河水噴入南海。在80年代末期，湄公河區域大體上已結束了軍事衝突，隨後各國在大事修改它們的商業法律條文來吸引外資。
跟着下來的七年裡，我的記者生涯變動快速，那是我作為新聞從業員最有滿足感的歲月。在那段期間，我常在湄公河流域採訪新興市場和邊界貿易實況，也開始注意緬甸這個國家。
一次在1991年10月的出差，我從中國雲南省會昆明乘30個小時的大巴沿滇緬公路，去到毒品和愛滋病氾濫的瑞麗。瑞麗的邊貿商機使省外漢人蜂擁而至，還有許多當地的傣、景頗、德昂少數民族及跨境的緬甸小商販。
我租借了一部自行車到離瑞麗市中7公里外的傣族村，這個村寨坐落在瑞麗河對岸，一座跨河的鋼骨水泥大橋正在興建初期。
橋頭旁一個大型告示板寫着：“外國人未經許可不得進入”。還好，在橋頭站崗的士兵容許我推車上軍用便橋過去與緬甸木姐鎮緊緊相連的姐告，還補上一句：“姐告目前沒什麼好看，但兩年後會完全不同！”
我就是要站在中國最前線的姐告，眺望撣邦木姐及更遠的地貌。
撣北重鎮臘戌啟用新大道
1994年，我在馬來西亞首家財經週刊The Edge上班，出任首任總編輯。在1997年9月我終於踏入緬甸撣邦，目的是撰寫在臘戌的蓬勃中緬邊貿。知道緬甸軍政府不發入境證給海外記者，我便以遊客身份來到仰光機場。
我在仰光登上一架48人的小型飛機，機艙門猶如被人憤怒地踢了一腳關上了，然後在震盪搖擺的呼呼聲中離開機場。約兩個小時後飛抵臘戌微型機場，着陸時發出砰然響聲，機艙裡的一把梯子頓時跌落在兩排坐位中的通道！
抵達臘戌那天是9月20日，在10天前緬甸軍人政府正式啟用臘戌通達緬中邊鎮木姐的新路。這條高低不平的路段原本是10個小時車程，新的“聯合大道”只需三個半小時就能與雲南的滇緬公路接軌，直達省會昆明。
大道通車禮那天出現了昔日的禪邦鴉片將軍羅星漢。原來63歲的羅星漢早已經漂白成為緬甸有頭有面的商人，他是亞洲世界公司（Asia World Co）的董事經理，聯合大道是他的公司建的。羅星漢的其他商業包括土地發展及釀酒，當然他也花不少時間和緬甸的將軍統領打高球。
海洛因教父
為軍政府助選
羅星漢是生於1934年的果敢漢人，在1960年代初期屬果敢土司楊振財部下，後脫離楊家成為國際毒梟。在1973年，他在泰國被捕，在仰光被判死刑但隨後改為終身監禁，更在1980年的大赦中獲釋。投身商場後，羅星漢在臘戌和果敢出任政府要職，並在1989年協助緬政府跟緬甸共產黨談判招募條件。
另外在羅星漢坐牢時，曾是撣邦金三角海洛因教父的坤沙也重建光輝。坤沙在1995年11月先投向軍人政權，成為達官貴人，從旁協助軍政府。直至那年，有15個武裝民族集團，其中包括克欽、克耶、孟、佤和果敢族，先後放棄鬥爭。
贏得叛軍集團放下武器後，緬軍權在1990年舉行全國大選，結果軍人黨大敗，輸給昂山素姬領導的反對黨。然而，軍人政府拒絕承認大選成績並動用武力打壓示威者。緬甸陷入內戰，在國際社會的制裁但中國的軍事經濟援助下，得以保住政權。
軍用大卡車
深夜駛入木姐
1997年在臘戌的那一天，我從遠處觀察緬兵在檢查站執勤。跟我在一起的年輕導遊說：“外國人不得經過那檢查站通往中國，惟持有軍方發出的通行證才能從那裡去到木姐。”在我眼前是載滿中國商品的雲南註冊的“東風”卡車，正隆隆地駛入臘戌市中或較遠的市鎮。臘戌的過半人口以雲南漢人為主，他們控制了該鎮的商業。
在過去的兩年，一些臘戌華人每天乘車到木姐，總是帶了一大堆各式各樣的中國商品回來。在Thakha街兩旁的商店看到琳琅滿目的中國貨，從食品、衣物、家電到藥品、農具和電單車都有。那位略懂普通話的臘戌年輕人也證實了一個傳言，說中國的軍用硬件，也經常從瑞麗的姐告進入緬甸的木姐：“在深夜裡，街燈常會忽然熄滅，過後一輛輛的軍用大卡車從木姐方向駛進來。”
隨着“臘戌——木姐”新路的啟用，經濟發展在幾年後會徹底改變木姐、臘戌及瓦城（曼德勒）的面貌。去不到木姐使我感到失落，但為要目睹更多的緬甸國土，我決定沿陸路取道瓦城回仰光。
11小時車程
一路坑坑窪窪
當晚在臘戌汽車旅店休息時，我領受了一個異象，看見撣邦人民得到醫治及撣邦土地得到修復。我在靈裡感覺到撣邦長期以來處在戰爭、暴力、毒品、色情和賭博詛咒下。在過去的幾個世紀，神已不斷地透過宣教士和當地教會，將恩典和福祉傾倒在撣邦人民身上。
次日，我從臘戌乘了11個小時的車程才到瓦城。部分的路面猶如畫面上展示的月亮表面，滿是小坑、淤泥和尖銳的碎石。在瓦城過了一夜，在塵土飛揚的下午，我無意中步入大路旁的雲南會館，也無意中發現刊物架上的幾份《果敢特區報》。該份小報式的刊物標明出版日是“撣邦第一特別行政區”的彭家聲主席。彭家聲這名字是我離開臘戌的前一天首次聽到的。
我向雲南會館的負責人要了一份《果敢特區報》，該份在1997年6月15日出版的刊物加強了我靈裡所領受的撣邦異象和感動。
坐落在緬甸中部的瓦城以寶石、寺廟和華人著名。在那裡我參觀了Zaygyo市場，在1988年曾有好幾萬緬甸人上街抗議軍人的暴政，相信有幾千人被殺。
在離開瓦城的下午，我在火車站被一群衣衫襤褸孩子包圍着，他們有的更俯伏在地向我祈求一些Kyat（緬元）。問題是孩子太多了，還好開往仰光的列車及時到站，我立即跳上火車擺脫了我無能為力的困境。那是一列陳舊的火車，還有力氣突突地向前推進，只是在那15個小時裡需停靠的小鎮車站太多了，但卻給了我很多的時間去思考臘戌異象的意義。
從仰光飛回馬來西亞時，我已差不多決定今後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