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副刊

澳門記者杜詠琪 編劇審視公民權益

自從澳門開放賭權以來,即積極發展旅遊業和博彩業,經濟穩定失業率低,理應人人安居樂業。

Advertisement

“我們常常會開玩笑地說,我們澳門人窮得只剩下錢。”這並非炫耀,而是澳門人杜詠琪的心聲,“但是除了經濟發達以外,我們的法規卻很落後,無法真正保障澳門人的權益。”

她說,澳門法規自七八十年代起就不曾更新,例如缺乏工會,無法保障工人的權益、缺乏最低薪資制度等等。

然而在2010年發生的“墓地門事件”——時任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涉嫌“生人霸死地”的瀆職案件。後來因缺乏證據,澳門終審法院最終判決不予起訴。然而理由無法令澳門居民信服,因而在2013年6月30日時,引發“六三〇”全民倒陳遊行,要求陳麗敏針對此事引咎辭職。此遊行同時也是自澳門回歸後,首場由公民自主發起的示威行動。

我們有權走路

“公義為何無法得到申張?公民權利不該就這樣被漠視。”於是,那時還是大學生的杜詠琪,也走上街頭參與示威。她說,純粹的遊行與遞交投訴信無助於改變事實,所以她們改變遊行路線,以散步的形式,不帶任何示威工具,悠悠地往澳門主教山前進。

“那邊是旅遊勝地,也是許多達官貴人的家,我們希望能藉此直接表達民意。”可是當他們抵達後,卻被警察攔截於山下,包括市民、示威者、立法會議員及記者在內,統統被禁止上山。唯有一輛旅遊巴士,載著遊客們緩緩地上了山。

“我們有權走路!憑什麼規則阻止我們上山?”警方與示威者僵持時,示威者大聲質問警方,但卻聽不到合理回應。隨後示威者決定另闢途徑,試圖從另一條路線衝破防線,警察因此也以襲警之名拘捕包括大學生與教授在內的6人。

首次走上街頭表達訴求,親身體會警民衝突,她不由感嘆:“我們的自由是不是正慢慢地被扼殺?”

關心權益發展

與此同時,隨著記者與知識分子的報導後,此事也逐漸引起澳門人的關注。 “我以前都覺得澳門人都不太關心政治,但是這件事令大家醒覺,開始關心澳門人的權益發展。”她說,該事件猶如一枚種子,為之後的“反離保運動”紮下根基。

2014年5月25日時,由於澳門政府再次漠視民意,強行訂立“離保法”——賦予特首和主要官員巨額離職補償金,以及在任特首享有凌駕於司法系統的刑事豁免權——因而引起澳門回歸後,萬人走上街頭表達民意的事件,市民更在其後兩日包圍立法會。最終,政府於兩日內緊急撤回法案。此事被譽為澳門的“光輝五月”。

“這一次,我們成功推翻一個法案。”接連兩年,澳門發生回歸後的兩場“首次”遊行示威運動,她認為這是澳門人正在爭取屬於自己的公民權益。

無法自由發聲 另闢蹊徑切入

作為全職記者,杜詠琪也深感澳門媒體的自我政治審查日漸嚴重,總會巧妙避開敏感題材與關鍵詞不談,或是乾脆整篇報導抽起不刊登,令她深感厭惡。

工作無法發聲轉投劇本創作

“澳門媒體都是依靠政府補助金,記者寫與不寫,都能安安穩穩的拿到薪水。”既然無法通過工作發聲,她只好將精力轉投在劇本創作上,“在澳門經濟至上的價值觀底下,我的工作空間很狹窄,對於賺錢也不是很有興趣,所以更加沒有顧慮了。”

與她同行的澳門劇場工作者譚智泉卻認為,澳門劇場的自我審查並不嚴重,部分題材仍能順利通過政府審核,“至少,我們還能演出坦克車的畫面。”

可是身為一名藝術工作者,同時也是一名澳門老百姓,面對當代政局,她也不由疑問該以何種方式表達人民對於當代製度的不滿? “衝上街?還是排一場舞台劇來諷刺政局?”她說,如果自己身處的環境無法自由發聲,那就尋找另一個角度切入。

編劇《手談坐隱》 辯證社運價值

杜詠琪受邀來到馬來西亞,除了演出自編自導自演的舞台劇《手談坐隱》外,還先後舉辦了“制度革新”交流會以及編劇創作工作坊。在這些活動中,她以澳門記者與編劇的身份,與觀眾分享她的創作過程,同時詳細解釋近幾年澳門發生的社會運動。

勇於挑戰權威挑戰傳統

該劇藉由日本圍棋歷史——中國年輕棋手吳清源對戰日本老將本因坊秀哉名人作為喻體,並加插了澳門“六三〇”遊行時的影像記錄與她的旁白,嘗試以平行時空的形式錯置對話,希望藉由歷史脈絡講述社運的故事。

“我覺得1933年時的吳清源,很像2013年時的澳門年輕人,都一樣勇於挑戰權威、挑戰傳統。”

這場比賽發生在中國“九一八事變”之後,並且經由日本媒體以“日本不敗名人對戰中國鬼才”為標題大肆宣傳,使賽事隱隱蒙上中日對決的陰影,備受中、日兩國關注。但這注定是一場不公平的對決,由於當時的圍棋規矩,前輩們都具有特權,可隨時“打掛”(即暫停賽事擇日再戰),也增添前輩尋找外援求助的機會。

“圍棋比賽機制的不公,就像我們身處的社會。”

作為曾經的示威者,她對於“六三〇”與“反離保”這兩場澳門具有歷史意義的遊行示威運動深有感觸,更令她重新思考實權者與公民之間的不對等,關注澳門人的公民權益,並且將游行的反思與感受寫入《手談坐隱》中。

見證國籍改變 反思身份認同

澳門與香港同屬中國特別行政區,它曾經是葡萄牙殖民地,直至1999年時,葡萄牙才將政權移交中國。杜詠琪成長於政權移交前後,見證了澳門人民國籍的改變、賭權開放經濟發達。與此同時,她也對澳門人的身份認同感到疑惑。

機緣巧合之下,朋友告訴她吳清源的故事,她不由對其身份與遭遇產生共情。吳清源作為一名優秀棋手,年紀輕輕便遠赴日本比賽,身份國籍也因此一變再變,從中國國籍,爾後入籍日本,最後又變成無國籍身份。她認為吳清源身份上的改變,與澳門人有點相似。

“吳清源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認同?我覺得可以藉由他的故事,來思考澳門人的身份到底是什麼?”

她清晰明白自己是澳門人,澳門政治主權屬於中國。然而在澳門回歸之前,她其實鮮少接觸身份認同問題。直至澳門回歸中國以後,她經常聽到愛國言論,校園裡也不斷灌輸愛國觀念。

“可是為什麼愛國需要教?怎樣才能定義愛國?”對於她而言,愛這個字有點玩味,她認為沒有絕對標準。 “愛是對方做錯了,我們還要盲目撐他?還是應該指正他?我們希望你進步和改善,難道就不是愛了嗎?”

有感港澳連枝 青年隔岸相挺

今年在香港爆發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至今仍未有服眾的政改令事件落幕,警察與人民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在9月29日時,世界各地發起“撐港反極權”遊行,希望藉由集會行動聲援香港人。

無論地理位置或歷史背景都緊靠香港的澳門,雖然也有人通過社交媒體發起集會或遊行,但杜詠琪披露:集會遭到警方拒絕。不過,集會當天仍有不少人自發前往該地點,為香港人略盡綿力為他們發聲。

“我記得現場有個大叔,一直在大聲責罵這些前來集會的年輕人,隔天媒體上也沒有相關的新聞。”據她觀察,對於香港現時發生的事件,澳門人各持不同意見。 “其實是有人反對集會,甚至希望他們不要搞亂澳門。”

自從“反離保”結束後,澳門已越來越少社會運動,從前參與前線的社運人士也各散東西,她不由擔心澳門年輕人會對政治冷感。然而“撐港反極權”遊行,不少澳門年輕人來到集會點,卻讓她看見澳門的希望。

 

Tags
【免責聲明】
光明網促請讀者及網民,共同維護言論自由精神,營造理性交流環境;任何人身攻擊、鼓吹種族與宗教仇恨、誹謗與造謠等留言,皆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本網站有權刪除任何違反此原則的留言。

發佈留言

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 必填欄位標示為 *

你也可能感兴趣...
其它新闻...
Back to top 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