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記者杜詠琪 編劇審視公民權益

我們有權走路

“公義為何無法得到申張？公民權利不該就這樣被漠視。”於是，那時還是大學生的杜詠琪，也走上街頭參與示威。她說，純粹的遊行與遞交投訴信無助於改變事實，所以她們改變遊行路線，以散步的形式，不帶任何示威工具，悠悠地往澳門主教山前進。

“那邊是旅遊勝地，也是許多達官貴人的家，我們希望能藉此直接表達民意。”可是當他們抵達後，卻被警察攔截於山下，包括市民、示威者、立法會議員及記者在內，統統被禁止上山。唯有一輛旅遊巴士，載著遊客們緩緩地上了山。

“我們有權走路！憑什麼規則阻止我們上山？”警方與示威者僵持時，示威者大聲質問警方，但卻聽不到合理回應。隨後示威者決定另闢途徑，試圖從另一條路線衝破防線，警察因此也以襲警之名拘捕包括大學生與教授在內的6人。

首次走上街頭表達訴求，親身體會警民衝突，她不由感嘆：“我們的自由是不是正慢慢地被扼殺？”

關心權益發展

與此同時，隨著記者與知識分子的報導後，此事也逐漸引起澳門人的關注。 “我以前都覺得澳門人都不太關心政治，但是這件事令大家醒覺，開始關心澳門人的權益發展。”她說，該事件猶如一枚種子，為之後的“反離保運動”紮下根基。

2014年5月25日時，由於澳門政府再次漠視民意，強行訂立“離保法”——賦予特首和主要官員巨額離職補償金，以及在任特首享有凌駕於司法系統的刑事豁免權——因而引起澳門回歸後，萬人走上街頭表達民意的事件，市民更在其後兩日包圍立法會。最終，政府於兩日內緊急撤回法案。此事被譽為澳門的“光輝五月”。

“這一次，我們成功推翻一個法案。”接連兩年，澳門發生回歸後的兩場“首次”遊行示威運動，她認為這是澳門人正在爭取屬於自己的公民權益。

無法自由發聲 另闢蹊徑切入

作為全職記者，杜詠琪也深感澳門媒體的自我政治審查日漸嚴重，總會巧妙避開敏感題材與關鍵詞不談，或是乾脆整篇報導抽起不刊登，令她深感厭惡。

工作無法發聲轉投劇本創作

“澳門媒體都是依靠政府補助金，記者寫與不寫，都能安安穩穩的拿到薪水。”既然無法通過工作發聲，她只好將精力轉投在劇本創作上，“在澳門經濟至上的價值觀底下，我的工作空間很狹窄，對於賺錢也不是很有興趣，所以更加沒有顧慮了。”

與她同行的澳門劇場工作者譚智泉卻認為，澳門劇場的自我審查並不嚴重，部分題材仍能順利通過政府審核，“至少，我們還能演出坦克車的畫面。”

可是身為一名藝術工作者，同時也是一名澳門老百姓，面對當代政局，她也不由疑問該以何種方式表達人民對於當代製度的不滿？ “衝上街？還是排一場舞台劇來諷刺政局？”她說，如果自己身處的環境無法自由發聲，那就尋找另一個角度切入。

編劇《手談坐隱》 辯證社運價值

杜詠琪受邀來到馬來西亞，除了演出自編自導自演的舞台劇《手談坐隱》外，還先後舉辦了“制度革新”交流會以及編劇創作工作坊。在這些活動中，她以澳門記者與編劇的身份，與觀眾分享她的創作過程，同時詳細解釋近幾年澳門發生的社會運動。

勇於挑戰權威挑戰傳統

該劇藉由日本圍棋歷史——中國年輕棋手吳清源對戰日本老將本因坊秀哉名人作為喻體，並加插了澳門“六三〇”遊行時的影像記錄與她的旁白，嘗試以平行時空的形式錯置對話，希望藉由歷史脈絡講述社運的故事。

“我覺得1933年時的吳清源，很像2013年時的澳門年輕人，都一樣勇於挑戰權威、挑戰傳統。”

這場比賽發生在中國“九一八事變”之後，並且經由日本媒體以“日本不敗名人對戰中國鬼才”為標題大肆宣傳，使賽事隱隱蒙上中日對決的陰影，備受中、日兩國關注。但這注定是一場不公平的對決，由於當時的圍棋規矩，前輩們都具有特權，可隨時“打掛”（即暫停賽事擇日再戰），也增添前輩尋找外援求助的機會。

“圍棋比賽機制的不公，就像我們身處的社會。”

作為曾經的示威者，她對於“六三〇”與“反離保”這兩場澳門具有歷史意義的遊行示威運動深有感觸，更令她重新思考實權者與公民之間的不對等，關注澳門人的公民權益，並且將游行的反思與感受寫入《手談坐隱》中。

見證國籍改變 反思身份認同

澳門與香港同屬中國特別行政區，它曾經是葡萄牙殖民地，直至1999年時，葡萄牙才將政權移交中國。杜詠琪成長於政權移交前後，見證了澳門人民國籍的改變、賭權開放經濟發達。與此同時，她也對澳門人的身份認同感到疑惑。

機緣巧合之下，朋友告訴她吳清源的故事，她不由對其身份與遭遇產生共情。吳清源作為一名優秀棋手，年紀輕輕便遠赴日本比賽，身份國籍也因此一變再變，從中國國籍，爾後入籍日本，最後又變成無國籍身份。她認為吳清源身份上的改變，與澳門人有點相似。

“吳清源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認同？我覺得可以藉由他的故事，來思考澳門人的身份到底是什麼？”

她清晰明白自己是澳門人，澳門政治主權屬於中國。然而在澳門回歸之前，她其實鮮少接觸身份認同問題。直至澳門回歸中國以後，她經常聽到愛國言論，校園裡也不斷灌輸愛國觀念。

“可是為什麼愛國需要教？怎樣才能定義愛國？”對於她而言，愛這個字有點玩味，她認為沒有絕對標準。 “愛是對方做錯了，我們還要盲目撐他？還是應該指正他？我們希望你進步和改善，難道就不是愛了嗎？”

有感港澳連枝 青年隔岸相挺

今年在香港爆發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至今仍未有服眾的政改令事件落幕，警察與人民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在9月29日時，世界各地發起“撐港反極權”遊行，希望藉由集會行動聲援香港人。

無論地理位置或歷史背景都緊靠香港的澳門，雖然也有人通過社交媒體發起集會或遊行，但杜詠琪披露：集會遭到警方拒絕。不過，集會當天仍有不少人自發前往該地點，為香港人略盡綿力為他們發聲。

“我記得現場有個大叔，一直在大聲責罵這些前來集會的年輕人，隔天媒體上也沒有相關的新聞。”據她觀察，對於香港現時發生的事件，澳門人各持不同意見。 “其實是有人反對集會，甚至希望他們不要搞亂澳門。”

自從“反離保”結束後，澳門已越來越少社會運動，從前參與前線的社運人士也各散東西，她不由擔心澳門年輕人會對政治冷感。然而“撐港反極權”遊行，不少澳門年輕人來到集會點，卻讓她看見澳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