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睛一照護】開攝影博物館忙得起勁 退休律師情迷相機25年
（香港訊）身為世界級Leica（徠卡）相機收藏家，他把興趣當正職，將跑馬地一幢三級歷史建築，打造成民辦攝影博物館F11，放滿自己的藏品；接着在銅鑼灣開設Leica專門店，是品牌第一次與第三方合作經營；再在半島酒店開設f22攝影空間，舉辦攝影展覽兼買賣古董相機。
他說人生無論上下半場，哪怕是加時再射12碼，都出盡全力，活得精彩！
多讀書才懂品評好照片
訪問前幾日是英格蘭足總盃決賽，利物浦與車路士踢足120分鐘，加時互射12碼，最後由利物浦勝出封王。身為球迷的蘇彰德大讚無論上下半場以至加時，都一樣精彩，“大家都踢了場好波，從頭到尾每1分鐘都出盡力。”
他將人生比作球賽：“無論人生上半場還是下半場，都是同樣地踢，最重要過得精彩、充實和有意義！”他以自己的人生，活現這個道理。
正式訪問前，蘇彰德領我們在他創辦的F11攝影博物館內走一圈。F11，大家會聯想至鏡頭光圈值，原來還另有所指，博物館身處跑馬地毓秀街11號—— 一幢3層高的三級歷史建築。從跑馬地的歷史足跡，到館內展出的每一張照片，他道出背後故事，相關的人物、年份、細節等，侃侃而談，不但教參觀者學懂欣賞相片的藝術價值，同時上了一課中外歷史。
他只是謙稱：“一定要熟讀書，你見到我這裏有很多參考書，如果不長知識，就算見到好的藏品都不懂得選擇。”
拐上典雅的木樓梯，穿梭於古今中外攝影大師的黑白照間，來到蘇彰德的個人收藏區，一塵不染的陳列櫃內放了上百部Leica相機，但這裏只是冰山一角，實際有多少部？他說數不清了，自嘲已被Leica迷得無可救藥，笑問梁萬福醫生：“有什麼藥可以給我吃？”
“攝影這個興趣，從中學開始沒有停過。”由於爸爸都是攝影發燒友，蘇彰德兒時已經常接觸相機、菲林、照片，慢慢對攝影產生興趣，長大後更對Leica情有獨鍾。
“當時見到很多很有名的攝影師，如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等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的攝影師都是用Leica，就很好奇Leica有何特別？”他說有如網球手都想握上網球一哥的球拍，Leica相機於他亦然，貼近大師的器材，好比貼近大師的目光。
1997年，他擁有人生第一部Leica相機，25年間便成為世界級收藏家，連Leica總公司都邀約他合作營運專門店，這是未曾有的先例。
閱覽照片書籍收穫更多
香港人好攝影，愛追器材，雖然他迷Lecia，但覺得相機不是最重要一環，閱覽照片、攝影書籍分分鐘能獲得更多。
“我們每日看很多影像，但每張影像所花的時間不足1秒，其實相中有很多細節可以留意。”
他邊說邊走到一列高至天花板的書櫃前，從數百本書籍中抽出一本，不消兩三下就翻到他想要的照片，彷彿腦海中有個搜書引擎。
他展示一張1945年蘇聯軍隊進入柏林時揮舞旗幟的照片，指着手上戴着一隻表的蘇聯軍官。
“原本他戴着兩隻表”，這名軍官可能搶去別人的表，或者拾走死去士兵的手表，總之蘇聯軍方見到這張照片後，覺得不利形象，要求攝影師移除其中一隻。
“不讀書其實會錯過很多，只會欣賞到最皮毛的一面，照片背後的故事、怎樣欣賞照片、攝影師為何要拍這張照片等，如果不進一步研究，其實是一種損失。”
蘇彰德對攝影的迷戀，不止於收藏。2013年他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攝影博物館看完相展後，坐在湖畔思考，香港攝影文化蔚然成風，卻獨欠一個地方，讓愛好者聚集交流，就決定“香港都要有一座攝影博物館。”
於是，將早前斥資購入的毓秀街11號洋房活化，以私營博物館的形式推廣攝影藝術，展出攝影器材、照片和書籍之餘，還會邀請各路專家或攝影師，交流文化保育或攝影經驗。
不過，在香港經營私營博物館並不容易，其中一大難題是申請牌照。“要舉行公眾展覽，需申領公眾娛樂場所牌照，要滿足一大堆條例，或要對歷史建築物作很多改動，這方面我有一些保留。”
例如為了符合消防安全，要安裝自動灑水系統，洋房內就要增設水缸；又或要建設無障礙通道，加裝升降機，這些改動會破壞歷史建築的原有特色。他最終決定以預約制形式開放博物館，不定期舉辦開放日，或者用作招呼攝影界的好友。
不可惜嗎？他淡然地笑了笑，“能夠擁有這幢歷史建築物，而我在這裏營運攝影博物館，是我很自豪的一件事。”
他後來在半島酒店開設f22攝影空間，與非牟利的F11攝影博物館的定位分開，售賣古董相機之餘，也不時舉行公眾攝影展覽，以另一種形式讓攝影接觸公眾。
興趣當正職未考慮退休
當初籌備F11攝影博物館之時，他先後在馬會和香港大學工作，只是當成興趣來營運；但如今連同f22攝影空間，兩者幾乎是正職一樣，他投放大量心血與時間，一星期起碼有4、5天駐守在f22攝影空間。將時間倒帶，如果當年不是和港大的合約提早結束，今日未必有f22出現，蘇彰德此刻或許正在大學校園內倒數退休。
蘇彰德每一份工作的任期都不短，在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任職9年，馬會工作15年，唯獨港大副校長僅當了2年就離任。
2015年，蘇彰德受邀返母校擔任副校長，為學校發展籌募經費。那時雨傘運動剛結束，社會表面看似回復平靜，風暴卻正在大學內發酵、蔓延。他憶述曾與捐款人吃飯，對方不滿社會事件，整頓飯把他與校長弄得很不好意思，更揚言不再捐錢予大學。
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不獲任命為副校長一事，令校園衝突越演越烈，“每次校委會開會都上新聞，因為被學生圍堵，（委員）晚上無法離開又要談判，最後更改到灣仔會展開會，什麼都試過。”
矛盾有如死結般難以梳理，“我覺得再留在那裏都沒有辦法做到什麼，校長想做的事情我亦未必做到。當時我離開是有點傷感，尤其這是我的母校。”
港大的工作不似預期，他選擇提早離場。當時他五十有二，從未考慮過退休，決定全情投入F11、f22，將興趣當正職，還接下不少政府公職，包括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中醫藥發展基金諮詢委員會主席、香港演藝學院校董會副主席。不停開會、看文件，又要四處視察古蹟……比起以前更忙，但他笑言“忙得起勁”，“如果是自己的興趣，趁有氣有力，是否應快點去做去學呢？再等幾年，年紀再大，或許我就沒有這股勇氣與精神了！”
昔當攝記如間諜 採訪封閉國家偷運照片
蘇: 蘇彰德 梁: 梁萬福 盧: 盧炳松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新聞照片則是時代的見證。那些重要的歷史瞬間，尤其是來自極權、封閉地方的影像，皆出自攝影師、新聞記者的勞苦。
梁萬福喜好攝影，最近出書放入他的“打雀”照片；盧炳松在1970年代末曾任記者，親歷在極權國家採訪的紅線；加上攝影發燒友蘇彰德，3人靠專為記者而製的放大版Lecia相機模型，說起得來不易的新聞照片。
學多國語言溝通保命
梁:：我年輕時玩相機，買一大筒菲林回來，自己剪菲林，再捲入菲林筒，這樣便宜很多。
盧:：以前報館用的菲林很大卷，要用黑布袋包住，使用時自己數36格、剪下，再捲入菲林筒；但我怕自己數錯，所以照相不會拍足36張，拍到30張就停，驚萬一數少了，過不到底片。
尤其做突發記者，一過不到底片就會錯過某些影像。所以我拍到30張就不繼續，穩當一點。以前我們做記者還要自己沖洗照片。
蘇: ：你們剛才說的剪菲林、捲菲林，當年很多攝影師都是這樣做，尤其是戰地記者。他們以前去一些比較封閉的國家，拍照後，還要想辦法將照片偷運出來。
有些幫報館工作的，甚至試過自己在廁所沖洗底片。讀攝影師的傳記，見到以前很多攝影師真的從ABC到每一樣都要認識，包括他們經常到處飛，還要懂得多國語言。
有一次，我和很有名的瑞士攝影師Rene Burri，在維也納一起乘車出席活動。他從上車到下車期間，用5種不同語言交談；跟我說英文，司機用德文，法國籍太太用法文，有人打電話給他，雙方用意大利文，下車時又用普通話跟我說“謝謝”、“你好”。
他說語言在職業生涯裏救過他幾次，尤其去到一些非常不友善的環境。他經常與年輕攝影師分享，如果你去到某些地方，不懂得保住自己生命，照片拍得多好也沒有用；所以每一種語言他都會學，而且會與被攝者溝通，先做朋友再拍照。
求陌生人帶菲林回港
盧:：在中國剛剛開始容許香港記者入境採訪時，我在《明報》工作。那時採訪後帶拍完的照片，衝去關口，看哪些人的樣子正氣、講廣東話、是香港人，就跟他說：我是明報記者，有一筒菲林要送回香港，你會在車站或機場見到有人舉着寫有《明報》的牌子，你幫我交給他。
那時是1970年代末，經常是這樣。
（陌生人都肯幫你？）
盧:我們會給明報名片他們，他們就會相信我們，願意幫我們帶菲林回港。
蘇:：我剛才提及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誇張的說就像一個間諜組織，有整個網絡，從最極權、封閉的國家把菲林運到巴黎或紐約，這就是當時的世界；今時今日，有手機和網絡很輕易都能看到這些地方的照片，但以前並不是這樣。
文 \ 張淑媚 圖 \ 賴俊傑《明報》